主管:绍兴市文广旅游局
主办:绍兴市文都文化院
顾问:胡坚 茹关筠
特邀专家:(以姓氏笔划为序)
朱文斌 李生校 李牧童
刘孟达 宋如华 陈 浩
陈理平 宣传中 俞志慧
胡周祥 高利华 潘建国
主编:祝 诚
副主编:金 强 吴钊谦 陈 焰
统筹:叶百华
运营总监:孙耿慧
编校:金耀祥
联系方式:
地址:绍兴市金德隆文化创意园
2 208
电话:0575-88665800
邮编:312000
本刊电子杂志
内刊赠阅 欢迎交流
(浙)内准字
D112
2021·第 2
NO.2
中国绍兴
卷首语·打造宋韵文化金名片
本期特稿
以“东亚文化之都” 创造新文化价值 胡 敏
宋韵文化·南宋的意义(下) 冯建荣
宋六陵列入“十四五”国家大遗址
宋韵文化节 绍兴新节日
文都视点
绍兴率先发布首个行业标准
打造全国研学旅行高地 郑 洁
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创建
分享交流活动在绍兴举行
中国绍兴活动年社会化项目征集
全市 44 家申报 11 家入选
“韩国光州”和“浙江绍兴”之较
文都一瞥·日本北九州的推荐和邀约
阳明心学
数字赋能阳明文化标识 何俊杰
王阳明“齐家”思想的伦理意蕴
及其时代价值 刘孟达
天泉证道
——从“四句教”看阳明心学与禅学 潘建国
01
02
35
03
03
04
07
17
77
79
08
10
18
乡村人文
胆剑精神的内在属性与实践启示
“胆”与“剑”
——打造共同富裕先行村的剑灶模式 金强
文化遗产
咸亨,你若“闷骚”
绍兴酱缸何以能“风骚” 叶百华
寻幽:会稽古榧群
——千年榧王部落新传说
品读文都
七律·题“清风廉路图主题展” 许学刚
沁园春·观百米长卷首展有感 马立远
奥地利作曲家的唐诗交响曲——
大地之歌与越女采莲 岳成龙
视觉
江南四季 陈爱莲
父子联手创制大型铜雕
收废品的“陋室画家”位光明 梁永峰等
《文都》之窗
《文都》之约
文都文化院专家简介
89
91
97
99
53
53
94
34
68
57
102
103
先生永生
中日韩共话“精神故乡”
鲁迅精神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 朱文斌
鲁迅与钱币收藏 陈宝祥
文都之约沙龙
开放的绍兴文化如何走向东亚融入世界
热点关注
整体保护 延续文脉
——绍兴古城有机更新的探索与实践 宣传中
“北城门”三问 吴钊谦
学术前沿
日本古称“倭”的来源 徐江伟
你知道“化石”曾经叫“僵石”么 ? 黄河清
文都人物
三十年耕耘只为一个“词儿”
——专访黄河清
文都专题
牧童遥指·鉴湖赋 李牧童
沈定庵、斯舜威、梅园书法作品鉴赏
30
23
31
61
54
58
80
83
86
69
71
陈理平
彭新华
费 菲
虞 挺
主管:绍兴市文广旅游局
主办:绍兴市文都文化院
顾问:胡坚 茹关筠
特邀专家:(以姓氏笔划为序)
朱文斌 李生校 李牧童
刘孟达 宋如华 陈 浩
陈理平 宣传中 俞志慧
胡周祥 高利华 潘建国
主编:祝 诚
副主编:金 强 吴钊谦 陈 焰
统筹:叶百华
运营总监:孙耿慧
编校:金耀祥
联系方式:
地址:绍兴市金德隆文化创意园
2 208
电话:0575-88665800
邮编:312000
本刊电子杂志
内刊赠阅 欢迎交流
(浙)内准字
D112
2021·第 2
NO.2
中国绍兴
卷首语·打造宋韵文化金名片
本期特稿
以“东亚文化之都” 创造新文化价值 胡 敏
宋韵文化·南宋的意义(下) 冯建荣
宋六陵列入“十四五”国家大遗址
宋韵文化节 绍兴新节日
文都视点
绍兴率先发布首个行业标准
打造全国研学旅行高地 郑 洁
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创建
分享交流活动在绍兴举行
中国绍兴活动年社会化项目征集
全市 44 家申报 11 家入选
“韩国光州”和“浙江绍兴”之较
文都一瞥·日本北九州的推荐和邀约
阳明心学
数字赋能阳明文化标识 何俊杰
王阳明“齐家”思想的伦理意蕴
及其时代价值 刘孟达
天泉证道
——从“四句教”看阳明心学与禅学 潘建国
01
02
35
03
03
04
07
17
77
79
08
10
18
乡村人文
胆剑精神的内在属性与实践启示
“胆”与“剑”
——打造共同富裕先行村的剑灶模式 金强
文化遗产
咸亨,你若“闷骚”
绍兴酱缸何以能“风骚” 叶百华
寻幽:会稽古榧群
——千年榧王部落新传说
品读文都
七律·题“清风廉路图主题展” 许学刚
沁园春·观百米长卷首展有感 马立远
奥地利作曲家的唐诗交响曲——
大地之歌与越女采莲 岳成龙
视觉
江南四季 陈爱莲
父子联手创制大型铜雕
收废品的“陋室画家”位光明 梁永峰等
《文都》之窗
《文都》之约
文都文化院专家简介
89
91
97
99
53
53
94
34
68
57
102
103
先生永生
中日韩共话“精神故乡”
鲁迅精神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 朱文斌
鲁迅与钱币收藏 陈宝祥
文都之约沙龙
开放的绍兴文化如何走向东亚融入世界
热点关注
整体保护 延续文脉
——绍兴古城有机更新的探索与实践 宣传中
“北城门”三问 吴钊谦
学术前沿
日本古称“倭”的来源 徐江伟
你知道“化石”曾经叫“僵石”么 ? 黄河清
文都人物
三十年耕耘只为一个“词儿”
——专访黄河清
文都专题
牧童遥指·鉴湖赋 李牧童
沈定庵、斯舜威、梅园书法作品鉴赏
30
23
31
61
54
58
80
83
86
69
71
陈理平
彭新华
费 菲
虞 挺
01
02
以“东亚文化之都” 创造新文化价值
最近召开的浙江省委文化工作会议,一个引
人注目的亮点是从浙江省委推进新时代文化浙江工
程建设的高度,全面深刻地提出并阐述了传承展示
宋韵文化的问题。提出要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
程”,形成宋韵文化挖掘、保护、提升、研究、传
承的工作体系,高水平推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流动”起来、“传承”
下去,形成展示“重要窗口”独特韵味、文化浙江
建设成果的鲜明标识。
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是时代发展的趋
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
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社会的终极目标。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从战略和全局上对文化建设作了规
划和设计,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标志
着中国的文化建设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浙江
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的重要窗口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都离
不开文化的繁荣与兴盛。
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是浙江省委的重
大部署。浙江省委高度重视新时代的文化繁荣与发
展,作出全面实施新时代文化浙江工程的重大决策
部署,《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高
水准打造宋韵文化传承展示中心”。《浙江省文化
改革发展“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出:推动海上
丝绸之路(浙江)、河姆渡、江南水乡古镇、南宋
皇城遗址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加强南宋皇城遗址
综合保护,创建南宋博物馆,建设宋韵文化传承展
示中心,推进宋六陵遗址考古工作,塑造宋韵文化
品牌。浙江各地,包括绍兴在推进十四五发展规划
中,更是对发挥绍兴宋韵文化优势,推进宋韵文化
传承展示工作,提出更加明确的工作任务和具体的
目标要求。
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也是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的应有之义。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要提
升老百姓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而幸福感和满足感是
需要通过满足精神与文化需要来提升的。在共同富
裕示范区打造过程中,传承与弘扬宋韵的“优雅生
活”就是提升老百姓幸福感的有效途径。浙江从南
宋开始一直是中国历史上雅文化的制高点,也就是
以“高雅、典雅、幽雅、儒雅”为显著特点的一种
文化。同时,宋韵文创产品的开发与文化产业的发
展,不仅可以为国民经济提供强大支撑,更以高品
质的文化供给和服务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为此,我们一要抓好研究。“从思想、制度、
经济、社会、百姓生活、文学艺术、建筑、宗教等
方面全方位立体化系统性研究阐述宋韵文化,准确
把握其文化精髓、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组织提炼
“宋韵”的核心特征。二要抓好传播。积极打造一
批彰显宋韵文化、具有浙江气派的地标建筑,探索
宋韵文化国际化传播的有效途径,打造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面向大众、面向现代化的宋韵文化传承
展示中心。三要抓好转化。传承好深深烙印在浙
江人身上的“文化基因”,做好浙东学派、永嘉学
派、金华学派等的新时代传承、积极打造具有浙江
特色的标志性南宋文化品牌、文旅融合品牌,持续
扩大影响力和穿透力。浙江省委对推进宋韵文化的
传承展示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也
厘清了路径与方法。我们要深入学习浙江省委文化
工作会议提出的这些精神与要求,把宋韵文化的传
承展示这篇文章做得更加有声有色,取得更大的成
就。
绍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素有“山清水秀之乡、历史文物之邦、名人荟萃之城”的美誉,在东亚
文化交流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迹。会稽铜镜和麻布、越窑青瓷和绫罗、绍兴黄酒和珠茶,都曾风靡东
亚。日本空海、圆珍法师等曾来绍兴求法、修行,把大批佛典文献带回日本。早在16世纪,阳明心学就传入日
本,对“明治维新”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代以来,秋瑾、鲁迅等一批绍兴仁人志士先后留学日本,学成回
国后对中国的革命建设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绍兴借助黄酒、书法、名人等文化品牌,与
东亚各国开展密切的交流合作。近年来,对日韩等东亚国家实现年进出口总额超25亿美元。此次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我市向日本富士宫等城市捐赠口罩16万只、防护服3000余套,体现了东亚城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的守望相助之谊。
当前,绍兴正以创建“东亚文化之都”为抓手,着力重塑城市文化体系,努力打造成为具有国际风度、江
南特质的国际文化名城。
一是实施重大项目,重塑千年古城风貌。设立超100亿元的专项基金,按照世界遗产的标准保护利用绍兴
古城,大力推进鲁迅故里、阳明故里、书圣故里、徐渭故里等一批总投资超1000亿元的重要文化标识项目,让
千年古城散发新的魅力。
二是注重活态呈现,弘扬文化当代价值。我们以“文脉千年、寻梦绍兴”为主题举办一系列文化活动,活
态呈现大禹文化、阳明文化、鲁迅文化、书法文化、黄酒文化等“金名片”。通过开展绍兴文化研究工程,系
统挖掘整理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通过举办公祭大禹典礼、兰亭书法节、鲁迅诞辰140周年纪念活动、徐渭诞
辰500周年纪念活动等高规格活动,向世界全方位展示绍兴的独特文化魅力。
三是开展交流互鉴,彰显东亚文化魅力。我们发起倡议建立了中国“东亚文化之都”工作机制,成功举办
了中国“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创建工作分享交流活动。我们围绕东亚文明主题,举办“东亚文明与通识教育”
为主题的元培峰会、中日韩工商大会暨“对话绍兴”合作洽谈会、中日韩书艺交流展等活动。2021中日旅游论
坛将于12月在绍兴举行,届时欢迎北九州市在内的日本朋友参加和指导。
“东亚文化之都”是中日韩三国文化领域的重要品牌,绍兴将以此为纽带,秉持承古开新、开放包容的姿
态,进一步加强与各兄弟城市的交流合作,携手向世界展示多元多样的东亚文化。
(本文略有删节)
· 本期特稿
编者按:
10月25日,第二届“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峰会在日本北九州市启幕,绍兴设分会场。本次城市峰
会以“以东亚文化之都,创造新文化价值”为主题,共有中国、日本、韩国、塞尔维亚、柬埔寨等28个城市参
与。会上日本北九州市、中国绍兴市、敦煌市和韩国顺天市代表分别就城市交流和文化互鉴作了主题报告。本
文是胡敏副市长代表绍兴市人民政府在会上做的主题报告。
· 卷首语
陆游故里·梁永锋 摄
打造宋韵文化金名片
推进宋六陵遗址考古
胡 坚
01
02
以“东亚文化之都” 创造新文化价值
胡 敏
最近召开的浙江省委文化工作会议,一个引
人注目的亮点是从浙江省委推进新时代文化浙江工
程建设的高度,全面深刻地提出并阐述了传承展示
宋韵文化的问题。提出要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
程”,形成宋韵文化挖掘、保护、提升、研究、传
承的工作体系,高水平推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流动”起来、“传承”
下去,形成展示“重要窗口”独特韵味、文化浙江
建设成果的鲜明标识。
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是时代发展的趋
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
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社会的终极目标。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从战略和全局上对文化建设作了规
划和设计,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标志
着中国的文化建设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浙江
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的重要窗口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都离
不开文化的繁荣与兴盛。
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是浙江省委的重
大部署。浙江省委高度重视新时代的文化繁荣与发
展,作出全面实施新时代文化浙江工程的重大决策
部署,《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高
水准打造宋韵文化传承展示中心”。《浙江省文化
改革发展“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出:推动海上
丝绸之路(浙江)、河姆渡、江南水乡古镇、南宋
皇城遗址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加强南宋皇城遗址
综合保护,创建南宋博物馆,建设宋韵文化传承展
示中心,推进宋六陵遗址考古工作,塑造宋韵文化
品牌。浙江各地,包括绍兴在推进十四五发展规划
中,更是对发挥绍兴宋韵文化优势,推进宋韵文化
传承展示工作,提出更加明确的工作任务和具体的
目标要求。
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也是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的应有之义。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要提
升老百姓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而幸福感和满足感是
需要通过满足精神与文化需要来提升的。在共同富
裕示范区打造过程中,传承与弘扬宋韵的“优雅生
活”就是提升老百姓幸福感的有效途径。浙江从南
宋开始一直是中国历史上雅文化的制高点,也就是
以“高雅、典雅、幽雅、儒雅”为显著特点的一种
文化。同时,宋韵文创产品的开发与文化产业的发
展,不仅可以为国民经济提供强大支撑,更以高品
质的文化供给和服务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为此,我们一要抓好研究。“从思想、制度、
经济、社会、百姓生活、文学艺术、建筑、宗教等
方面全方位立体化系统性研究阐述宋韵文化,准确
把握其文化精髓、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组织提炼
“宋韵”的核心特征。二要抓好传播。积极打造一
批彰显宋韵文化、具有浙江气派的地标建筑,探索
宋韵文化国际化传播的有效途径,打造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面向大众、面向现代化的宋韵文化传承
展示中心。三要抓好转化。传承好深深烙印在浙
江人身上的“文化基因”,做好浙东学派、永嘉学
派、金华学派等的新时代传承、积极打造具有浙江
特色的标志性南宋文化品牌、文旅融合品牌,持续
扩大影响力和穿透力。浙江省委对推进宋韵文化的
传承展示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也
厘清了路径与方法。我们要深入学习浙江省委文化
工作会议提出的这些精神与要求,把宋韵文化的传
承展示这篇文章做得更加有声有色,取得更大的成
就。
绍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素有“山清水秀之乡、历史文物之邦、名人荟萃之城”的美誉,在东亚
文化交流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迹。会稽铜镜和麻布、越窑青瓷和绫罗、绍兴黄酒和珠茶,都曾风靡东
亚。日本空海、圆珍法师等曾来绍兴求法、修行,把大批佛典文献带回日本。早在16世纪,阳明心学就传入日
本,对“明治维新”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代以来,秋瑾、鲁迅等一批绍兴仁人志士先后留学日本,学成回
国后对中国的革命建设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绍兴借助黄酒、书法、名人等文化品牌,与
东亚各国开展密切的交流合作。近年来,对日韩等东亚国家实现年进出口总额超25亿美元。此次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我市向日本富士宫等城市捐赠口罩16万只、防护服3000余套,体现了东亚城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的守望相助之谊。
当前,绍兴正以创建“东亚文化之都”为抓手,着力重塑城市文化体系,努力打造成为具有国际风度、江
南特质的国际文化名城。
一是实施重大项目,重塑千年古城风貌。设立超100亿元的专项基金,按照世界遗产的标准保护利用绍兴
古城,大力推进鲁迅故里、阳明故里、书圣故里、徐渭故里等一批总投资超1000亿元的重要文化标识项目,让
千年古城散发新的魅力。
二是注重活态呈现,弘扬文化当代价值。我们以“文脉千年、寻梦绍兴”为主题举办一系列文化活动,活
态呈现大禹文化、阳明文化、鲁迅文化、书法文化、黄酒文化等“金名片”。通过开展绍兴文化研究工程,系
统挖掘整理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通过举办公祭大禹典礼、兰亭书法节、鲁迅诞辰140周年纪念活动、徐渭诞
辰500周年纪念活动等高规格活动,向世界全方位展示绍兴的独特文化魅力。
三是开展交流互鉴,彰显东亚文化魅力。我们发起倡议建立了中国“东亚文化之都”工作机制,成功举办
了中国“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创建工作分享交流活动。我们围绕东亚文明主题,举办“东亚文明与通识教育”
为主题的元培峰会、中日韩工商大会暨“对话绍兴”合作洽谈会、中日韩书艺交流展等活动。2021中日旅游论
坛将于12月在绍兴举行,届时欢迎北九州市在内的日本朋友参加和指导。
“东亚文化之都”是中日韩三国文化领域的重要品牌,绍兴将以此为纽带,秉持承古开新、开放包容的姿
态,进一步加强与各兄弟城市的交流合作,携手向世界展示多元多样的东亚文化。
(本文略有删节)
· 本期特稿
编者按:
10月25日,第二届“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峰会在日本北九州市启幕,绍兴设分会场。本次城市峰
会以“以东亚文化之都,创造新文化价值”为主题,共有中国、日本、韩国、塞尔维亚、柬埔寨等28个城市参
与。会上日本北九州市、中国绍兴市、敦煌市和韩国顺天市代表分别就城市交流和文化互鉴作了主题报告。本
文是胡敏副市长代表绍兴市人民政府在会上做的主题报告。
· 卷首语
陆游故里·梁永锋 摄
打造宋韵文化金名片
推进宋六陵遗址考古
胡 坚
03
04
率先发布首个行业标准
打造全国研学旅行高地
浙江绍兴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也是2021年度“东亚文化之都”。
这些丰富的文旅资源成为绍兴发展研学旅行的独特
优势,独特的研学旅行理念和实践让这里正成为全
国研学旅行发展的典范。
118
暨中国研学旅行报告绍兴发布研讨活动(简称“研
学旅行大会”),由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行业首份
——2021
——
准》,引发行业瞩目。
“绍兴模式”为行业研学游发展提供了宝贵
的经验。研讨活动上,数十家主流媒体和100多家
机构代表到场,共同探讨新冠肺炎疫情的“危”与
“机”,以及“十四五”期间研学旅行的高质量发
展轨迹。
高屋建瓴
绍兴领跑研学旅游
近年来,绍兴市积极推进研学旅游发展,成为
十大“中国研学旅游目的地”之一。三味书屋—鲁
绍兴率先发布首个行业标准
打造全国研学旅行高地
· 本期特稿
· 文都视点
迅故里入选了首批20个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是
浙江省唯一入选基地;2019年,仅鲁迅故里一个景
区便接待研学游客30万人次。
历年来,绍兴3地获评浙江文化和旅游总评榜
“十佳研学旅游目的地”,数量居全省第一。2019
年以来,绍兴市29家基地(营地)接待各类研学
3702批次、61.38万人次,2021年1月至5月实现营业
收入12274.07万元。2020年,鲁迅故里、兰亭、东
方山水乐园被浙江文化和旅游总评榜授予“十佳研
学旅游目的地”称号。
2003
的研学旅行基地和营地,率先推出“跟着课本游绍
兴”等6条研学游线路,将教育功能镶嵌在旅行中
的每个环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研学游更成
为华东地区冬令营、夏令营的标配。绍兴大胆进行
文化旅游产品创新,以“旅游+教育”模式领跑,
打下了良好的品牌和市场基础。
广
IP强。依托于鲁迅等名人及文化IP,绍兴市新推出
“走进课堂”鲁迅研学之旅、“文脉千年”唐诗之
路研学之旅、“翰墨飘香”书法研学之旅、“耕耘
梦想”农耕研学之旅等十大研学游经典线路。越城
区、柯桥区、上虞区、嵊州市、新昌县、诸暨市各
自都有拳头研学项目和线路。
这得益于绍兴高屋建瓴的规划。2014年以来,
编者按:
11月8-9日,绍兴成功举办“走读浙江,研学绍兴”暨中国研学旅行报告绍兴发布研讨活动,发
布行业首份报告《中国研学旅行蓝皮书(2021)》、首个建设标准《绍兴研学旅行标准》,引发行业瞩目。独
特的理念与实践,让绍兴成为全国研学旅行的先行典范。
近日,《中国文化报》整版聚焦,刊文《“东亚文化之都”绍兴打造全国研学旅行高地》,点赞绍兴研学
实践。
近日,杭绍两地共同主办了2021宋韵文化
节。绍兴依托丰富的南宋历史资源,推出丰富多彩
的宋韵文化主题活动。
绍兴宋代民间收藏展精品如云,有关宋文化
的瓷器、铜器、钱币、造像等展品带你领略千年宋
韵,市民朋友通过收藏展一饱眼福,了解宋人日常
生活踪迹、造物之美,领略民间收藏的别样魅力。
“宋宴”美食展推出了一场舌尖上的风雅南
宋宴,还原宋代雅食,体味大宋风华,再现文人墨
客吟诗作对,淑女佳人风吹罗裙舞霓裳,江湖食客
津津乐道的古风美食盛宴。
“南宋轶事”故事会以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方
式,围绕“南宋故事”开展全市书场共讲南宋故事
活动,让宋韵文化走近身边、走进生活、映照现
实。迎恩门水街越红非遗客厅、沈园双桂堂剑南书
苑、稽山公园迎岚阁稽山书场、八字桥下守望亭同
时开讲,引来数千观众驻足赏曲,感受宋韵文化魅
力。
二十余场演出包括莲歌、莲花落、平湖调等
绍兴地方传统曲艺,形式多样,题材丰富,说书人
以“四两拨千斤”的功力,讲述有关宋代的历史故
事、民间故事。
陆游诗歌会以陆游文化为主题贯穿诗歌节,
通过“陆游诗歌会”“陆游雅集”“放翁游园
会”“宋风音乐会”,品读宋代诗词之美,沉浸式
体验宋韵美学。
举办宋韵文化节是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打
造浙江历史文化金名片的重要举措。此次2021宋韵
文化节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中共杭州市委、市
人民政府、中共绍兴市委、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来源:绍兴发布 商务资讯)
宋韵文化节
绍兴新节日
宋六陵列入“十四五”
国家大遗址
国家文物局日前公布了《大遗址保护利
用“十四五”专项规划》,绍兴宋六陵列入
“十四五”国家大遗址,这是绍兴唯一一处入选的
遗址。
大遗址是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
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核心文物资源,它是勾勒
文明经纬、延续中华文脉的历史见证。国家文物局
在“十四五”期间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就是
为了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突出
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追
求,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
按照国家文物局规划,到2025年,我国大遗址保护
利用总体格局将基本成型,大遗址考古研究、保护
管理、展示利用、传承创新、传播交流等方面取得
重要成果,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
据了解,全国共有145处遗址列为“十四五”
时期国家大遗址,其中浙江8处,另外7处分别为上
山遗址、河姆渡遗址、良渚遗址、安吉古城遗址、
上林湖越窑遗址、大窑龙泉窑遗址、临安城遗址。
绍兴宋六陵是南宋帝、后陵园,位于越城区
富盛宝山南麓,占地2.25平方公里。宋六陵包括宋
高宗永思陵、宋孝宗永阜陵、宋光宗永崇陵、宋宁
宗永茂陵、宋理宗永穆陵、宋度宗永绍陵等南宋六
帝陵寝。此外,还有北宋徽宗永佑陵、宋哲宗后
陵、宋徽宗后陵、宋高宗后陵。它是反映宋代皇家
陵寝制度及其演变的重要遗址。2013年,国务院公
布宋六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宋六陵的考古勘探工作,已开展近10年,正
式考古发掘已有3年时间。目前,已发现一号陵园
上宫的享殿和地宫遗址,二号陵园享殿及有关附属
建筑的遗址。
03
04
率先发布首个行业标准
打造全国研学旅行高地
浙江绍兴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也是2021年度“东亚文化之都”。
这些丰富的文旅资源成为绍兴发展研学旅行的独特
优势,独特的研学旅行理念和实践让这里正成为全
国研学旅行发展的典范。
118
暨中国研学旅行报告绍兴发布研讨活动(简称“研
学旅行大会”),由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行业首份
——2021
——
准》,引发行业瞩目。
“绍兴模式”为行业研学游发展提供了宝贵
的经验。研讨活动上,数十家主流媒体和100多家
机构代表到场,共同探讨新冠肺炎疫情的“危”与
“机”,以及“十四五”期间研学旅行的高质量发
展轨迹。
高屋建瓴
绍兴领跑研学旅游
近年来,绍兴市积极推进研学旅游发展,成为
十大“中国研学旅游目的地”之一。三味书屋—鲁
绍兴率先发布首个行业标准
打造全国研学旅行高地
郑 洁
· 本期特稿
· 文都视点
迅故里入选了首批20个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是
浙江省唯一入选基地;2019年,仅鲁迅故里一个景
区便接待研学游客30万人次。
历年来,绍兴3地获评浙江文化和旅游总评榜
“十佳研学旅游目的地”,数量居全省第一。2019
年以来,绍兴市29家基地(营地)接待各类研学
3702批次、61.38万人次,2021年1月至5月实现营业
收入12274.07万元。2020年,鲁迅故里、兰亭、东
方山水乐园被浙江文化和旅游总评榜授予“十佳研
学旅游目的地”称号。
2003
的研学旅行基地和营地,率先推出“跟着课本游绍
兴”等6条研学游线路,将教育功能镶嵌在旅行中
的每个环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研学游更成
为华东地区冬令营、夏令营的标配。绍兴大胆进行
文化旅游产品创新,以“旅游+教育”模式领跑,
打下了良好的品牌和市场基础。
广
IP强。依托于鲁迅等名人及文化IP,绍兴市新推出
“走进课堂”鲁迅研学之旅、“文脉千年”唐诗之
路研学之旅、“翰墨飘香”书法研学之旅、“耕耘
梦想”农耕研学之旅等十大研学游经典线路。越城
区、柯桥区、上虞区、嵊州市、新昌县、诸暨市各
自都有拳头研学项目和线路。
这得益于绍兴高屋建瓴的规划。2014年以来,
编者按:
11月8-9日,绍兴成功举办“走读浙江,研学绍兴”暨中国研学旅行报告绍兴发布研讨活动,发
布行业首份报告《中国研学旅行蓝皮书(2021)》、首个建设标准《绍兴研学旅行标准》,引发行业瞩目。独
特的理念与实践,让绍兴成为全国研学旅行的先行典范。
近日,《中国文化报》整版聚焦,刊文《“东亚文化之都”绍兴打造全国研学旅行高地》,点赞绍兴研学
实践。
近日,杭绍两地共同主办了2021宋韵文化
节。绍兴依托丰富的南宋历史资源,推出丰富多彩
的宋韵文化主题活动。
绍兴宋代民间收藏展精品如云,有关宋文化
的瓷器、铜器、钱币、造像等展品带你领略千年宋
韵,市民朋友通过收藏展一饱眼福,了解宋人日常
生活踪迹、造物之美,领略民间收藏的别样魅力。
“宋宴”美食展推出了一场舌尖上的风雅南
宋宴,还原宋代雅食,体味大宋风华,再现文人墨
客吟诗作对,淑女佳人风吹罗裙舞霓裳,江湖食客
津津乐道的古风美食盛宴。
“南宋轶事”故事会以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方
式,围绕“南宋故事”开展全市书场共讲南宋故事
活动,让宋韵文化走近身边、走进生活、映照现
实。迎恩门水街越红非遗客厅、沈园双桂堂剑南书
苑、稽山公园迎岚阁稽山书场、八字桥下守望亭同
时开讲,引来数千观众驻足赏曲,感受宋韵文化魅
力。
二十余场演出包括莲歌、莲花落、平湖调等
绍兴地方传统曲艺,形式多样,题材丰富,说书人
以“四两拨千斤”的功力,讲述有关宋代的历史故
事、民间故事。
陆游诗歌会以陆游文化为主题贯穿诗歌节,
通过“陆游诗歌会”“陆游雅集”“放翁游园
会”“宋风音乐会”,品读宋代诗词之美,沉浸式
体验宋韵美学。
举办宋韵文化节是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打
造浙江历史文化金名片的重要举措。此次2021宋韵
文化节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中共杭州市委、市
人民政府、中共绍兴市委、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来源:绍兴发布 商务资讯)
宋韵文化节
绍兴新节日
宋六陵列入“十四五”
国家大遗址
国家文物局日前公布了《大遗址保护利
用“十四五”专项规划》,绍兴宋六陵列入
“十四五”国家大遗址,这是绍兴唯一一处入选的
遗址。
大遗址是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
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核心文物资源,它是勾勒
文明经纬、延续中华文脉的历史见证。国家文物局
在“十四五”期间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就是
为了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突出
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追
求,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
按照国家文物局规划,到2025年,我国大遗址保护
利用总体格局将基本成型,大遗址考古研究、保护
管理、展示利用、传承创新、传播交流等方面取得
重要成果,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
据了解,全国共有145处遗址列为“十四五”
时期国家大遗址,其中浙江8处,另外7处分别为上
山遗址、河姆渡遗址、良渚遗址、安吉古城遗址、
上林湖越窑遗址、大窑龙泉窑遗址、临安城遗址。
绍兴宋六陵是南宋帝、后陵园,位于越城区
富盛宝山南麓,占地2.25平方公里。宋六陵包括宋
高宗永思陵、宋孝宗永阜陵、宋光宗永崇陵、宋宁
宗永茂陵、宋理宗永穆陵、宋度宗永绍陵等南宋六
帝陵寝。此外,还有北宋徽宗永佑陵、宋哲宗后
陵、宋徽宗后陵、宋高宗后陵。它是反映宋代皇家
陵寝制度及其演变的重要遗址。2013年,国务院公
布宋六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宋六陵的考古勘探工作,已开展近10年,正
式考古发掘已有3年时间。目前,已发现一号陵园
上宫的享殿和地宫遗址,二号陵园享殿及有关附属
建筑的遗址。
05
06
· 文都视点
· 本期特稿
了品牌影响力。其研学和文化旅游、城市发展融合发
展,互为呼应和支撑,以绍兴名城作为承载,以富集
的文旅资源提供活源之水,共打造了“名人足迹”、
浙东唐诗之路、“稽山鉴水”、越地非遗文化传承等
文旅融合线路。“名人足迹”依托全市107处名人故
居开展,擦亮了绍兴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
张金名片。
研学大会与会专家认为,绍兴率先发布研学旅
行的地方标准,其发展模式对行业具有重大的示范意
义。绍兴研学游以生动实践书写出绍兴独特的研学游
经验,体现了绍兴城市研学游的底气和高度,引领着
中国城市研学游的风尚。
当下,研学旅行这个文旅大分支仍存在很突出
的瓶颈:一是研学机构各自为营,缺乏资源的联动整
合,组织的研学活动缺乏研学导师等关键人才;二是
全国基地营地数量、质量有待整体性提升;三是研学
产品不完备、难以应对多元需求。在大会同期举行的
论坛上,与会机构代表和专家聚议发展瓶颈、倡导坦
诚合作,向“十四五”开局做大做强研学旅行市场、
追求高质量发展迈开了一大步。
重走唐诗之路 解码绍兴地名·梁永峰
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
见》等文件,据此,2018年浙江省教育厅、旅游局
等10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
的实施意见》,要求学校每学年组织安排研学旅行
活动。近年来,绍兴市委、市政府提出了“重塑城
市文化体系”的目标,加大政策供给、基地和营地
建设,将打造新时代研学旅行高地作为“十四五”
期间文化和旅游融合的重要抓手和重要发展方向。
2020年,打造“中国最佳研学旅游目的地城市”被
列入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和绍兴市政府合作培育的8
张“金名片”之一。
本次研学旅行大会是绍兴研学旅行发展成果的
一次集中展示。绍兴不但启动了研学战略专项规划
和《绍兴市研学旅行课程》,在行业发先声地提出
了创建“中国最佳研学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目标,
还发布行业内首个《绍兴研学旅行标准》,尽到其
作为“研学旅行高地”的应尽之责,保持了强大的
影响力。
树行业规范研学
“绍兴标准”先声夺人
除了此次研学旅行大会和会上发布的研学游建
设标准、《中国研学旅行蓝皮书(2021)》,绍兴
还在研学领域刷新了多项成绩,具体包括“一个研
学规划、一套研学课程、一张研学地图、一本研学
画册、一批研学基地营地、一个数字研学场景建设
和一场绍兴研学实践探讨”。
绍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广旅游局局长
何俊杰介绍,本次发布的《绍兴研学旅行标准》主
要有三大亮点:一是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实现重要
概念突破。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研学旅行的服
务主体、服务对象、服务内容等都有了新趋势、新
变化,本次“绍兴标准”充分把握了最新的发展规
律,在重要概念上进行了突破:即研学旅行不再局
限于中小学生,而适用于更广泛的群体和市场。同
时,该标准强调研学旅行产品是核心要素,克服研
学游定义概念模糊、产品缺少标准化等弱点,丰富
形成了由研学主题、研学活动、线路设计以及配套
《研学旅行手册》组成的成型产品体系,在行业里
具有创新性。
“‘绍兴标准’以基地、营地建设标准和村镇
建设标准两项来规范场所方,全面规范研学旅行市
场中的服务主体,这在行业内具有首创性。”何俊
杰进一步介绍,“绍兴标准”还引入了分级评价体
系,数据化指标数量多,对规范研学活动起到根本
性的支撑。
仔细研究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组织制定的
《研学旅行基地和营地建设与管理规范》《研学旅
行村镇建设与管理规范》《研学旅行服务机构管理
与评价规范》《非遗研学游基地认定标准》4个地方
标准:《研学旅行基地和营地建设与管理规范》涵
盖了运行管理、研学体验、设施要求、安全与应急
管理、投诉处理与持续改进、评定与复核等内容,
明确要求配置研学团队安全员、研学旅行指导师
等,提出空气质量、污水排放、气象信息服务等环
境要求,各方面评分标准近200项,数据化指标达到
47项,占总项数的25%,将研学旅行纳于细致严格
的规范管理下。
难得的是,“绍兴标准”充分考虑各类研学
旅行服务主体的条件设施差异、服务水平差异,引
入了分级评价体系,有效带动了小规模企业的积极
性,也具有客观性。
其中,《研学旅行村镇建设与管理规范》为绍
兴首创。
明晰发展前景
“绍兴模式”引领城市研学游
何俊杰谈到,随着绍兴研学旅行进入发展快车
道,绍兴研学游“产品多为人文类型”“面向群体
有限”“多为一日游,时间过短、没有明显效果”
等问题浮出水面。如果研学旅行产品无序、浅层
次、低品质,就是对文化资源的浪费。
未来将以省内和周边的大中小学生、亲子家庭及企
事业单位为重点,面向东亚国际市场,全力打造
“中国研学旅行最佳目的地”。同时,推出具有绍
兴特色的研学旅行线路和精品课程、承办中国研学
旅行大会等,实现精准化营销;充分运用数字化技
术,整合市场资源,打造全方位的“数字绍兴研学
平台”。
资源,多城联动、系统整合、全民倾力,大幅提升
05
06
· 文都视点
· 本期特稿
了品牌影响力。其研学和文化旅游、城市发展融合发
展,互为呼应和支撑,以绍兴名城作为承载,以富集
的文旅资源提供活源之水,共打造了“名人足迹”、
浙东唐诗之路、“稽山鉴水”、越地非遗文化传承等
文旅融合线路。“名人足迹”依托全市107处名人故
居开展,擦亮了绍兴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
张金名片。
研学大会与会专家认为,绍兴率先发布研学旅
行的地方标准,其发展模式对行业具有重大的示范意
义。绍兴研学游以生动实践书写出绍兴独特的研学游
经验,体现了绍兴城市研学游的底气和高度,引领着
中国城市研学游的风尚。
当下,研学旅行这个文旅大分支仍存在很突出
的瓶颈:一是研学机构各自为营,缺乏资源的联动整
合,组织的研学活动缺乏研学导师等关键人才;二是
全国基地营地数量、质量有待整体性提升;三是研学
产品不完备、难以应对多元需求。在大会同期举行的
论坛上,与会机构代表和专家聚议发展瓶颈、倡导坦
诚合作,向“十四五”开局做大做强研学旅行市场、
追求高质量发展迈开了一大步。
重走唐诗之路 解码绍兴地名·梁永峰 摄
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
见》等文件,据此,2018年浙江省教育厅、旅游局
等10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
的实施意见》,要求学校每学年组织安排研学旅行
活动。近年来,绍兴市委、市政府提出了“重塑城
市文化体系”的目标,加大政策供给、基地和营地
建设,将打造新时代研学旅行高地作为“十四五”
期间文化和旅游融合的重要抓手和重要发展方向。
2020年,打造“中国最佳研学旅游目的地城市”被
列入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和绍兴市政府合作培育的8
张“金名片”之一。
本次研学旅行大会是绍兴研学旅行发展成果的
一次集中展示。绍兴不但启动了研学战略专项规划
和《绍兴市研学旅行课程》,在行业发先声地提出
了创建“中国最佳研学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目标,
还发布行业内首个《绍兴研学旅行标准》,尽到其
作为“研学旅行高地”的应尽之责,保持了强大的
影响力。
树行业规范研学
“绍兴标准”先声夺人
除了此次研学旅行大会和会上发布的研学游建
设标准、《中国研学旅行蓝皮书(2021)》,绍兴
还在研学领域刷新了多项成绩,具体包括“一个研
学规划、一套研学课程、一张研学地图、一本研学
画册、一批研学基地营地、一个数字研学场景建设
和一场绍兴研学实践探讨”。
绍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广旅游局局长
何俊杰介绍,本次发布的《绍兴研学旅行标准》主
要有三大亮点:一是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实现重要
概念突破。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研学旅行的服
务主体、服务对象、服务内容等都有了新趋势、新
变化,本次“绍兴标准”充分把握了最新的发展规
律,在重要概念上进行了突破:即研学旅行不再局
限于中小学生,而适用于更广泛的群体和市场。同
时,该标准强调研学旅行产品是核心要素,克服研
学游定义概念模糊、产品缺少标准化等弱点,丰富
形成了由研学主题、研学活动、线路设计以及配套
《研学旅行手册》组成的成型产品体系,在行业里
具有创新性。
“‘绍兴标准’以基地、营地建设标准和村镇
建设标准两项来规范场所方,全面规范研学旅行市
场中的服务主体,这在行业内具有首创性。”何俊
杰进一步介绍,“绍兴标准”还引入了分级评价体
系,数据化指标数量多,对规范研学活动起到根本
性的支撑。
仔细研究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组织制定的
《研学旅行基地和营地建设与管理规范》《研学旅
行村镇建设与管理规范》《研学旅行服务机构管理
与评价规范》《非遗研学游基地认定标准》4个地方
标准:《研学旅行基地和营地建设与管理规范》涵
盖了运行管理、研学体验、设施要求、安全与应急
管理、投诉处理与持续改进、评定与复核等内容,
明确要求配置研学团队安全员、研学旅行指导师
等,提出空气质量、污水排放、气象信息服务等环
境要求,各方面评分标准近200项,数据化指标达到
47项,占总项数的25%,将研学旅行纳于细致严格
的规范管理下。
难得的是,“绍兴标准”充分考虑各类研学
旅行服务主体的条件设施差异、服务水平差异,引
入了分级评价体系,有效带动了小规模企业的积极
性,也具有客观性。
其中,《研学旅行村镇建设与管理规范》为绍
兴首创。
明晰发展前景
“绍兴模式”引领城市研学游
何俊杰谈到,随着绍兴研学旅行进入发展快车
道,绍兴研学游“产品多为人文类型”“面向群体
有限”“多为一日游,时间过短、没有明显效果”
等问题浮出水面。如果研学旅行产品无序、浅层
次、低品质,就是对文化资源的浪费。
未来将以省内和周边的大中小学生、亲子家庭及企
事业单位为重点,面向东亚国际市场,全力打造
“中国研学旅行最佳目的地”。同时,推出具有绍
兴特色的研学旅行线路和精品课程、承办中国研学
旅行大会等,实现精准化营销;充分运用数字化技
术,整合市场资源,打造全方位的“数字绍兴研学
平台”。
资源,多城联动、系统整合、全民倾力,大幅提升
07
08
数字赋能阳明文化标识
何俊杰
阳明文化是浙江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和
文化印记,也是当代浙江精神的文化源泉之一。
今年1月初,浙江省文旅厅将《阳明文化、和合文
化、南孔文化研究、保护和文旅融合发展行动计
(2021—2023)》作为1号文件下发全省文旅系统,
并将其中解码阳明文化基因,促进“阳明文化”
化、物化和生活化的重任交给了我们绍兴。
今年以来,我们按照省文旅厅的工作部署,积
极围绕培育“阳明故里,心学圣地”的重要目标
结合当前数字化改革的时代要求,基于群众对于
“阳明文化”的需求,运用数字化理念,以“统
的集成化思维追溯“阳明文化”的发展历程,筛
关键知识点,解码阳明文化基因,绘制东亚阳明
化旅游地图,建立阳明文化数据库,积极助力阳
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主要
践如下:
实施“文化基因解码工程”
支撑阳明文化标识建设
文化标识是一种符号,也是文化自信和竞争力
的标志。今年以来,我们立足阳明心学在绍兴深
的文化积淀,汇聚地方才俊智慧,积极推进“文
基因解码工程”,实施专题文化标识资源普查,
梳理了阳明文化元素170个,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两大主类、9大亚类、16大
基本类型,基本描绘出了绍兴阳明文化的脉络和
系。
在此基础上,我们筛选出了阳明文化重点元素
清单“一张表”,撰写了解码报告“一本书”,夯
实了阳明文化标识的资源基础。
同时,我们着眼于文化解码成果的高效率转
化、高水平应用和高质量发展,围绕陈溪阳明祖
居、稽山书院、新建伯府、王阳明墓等9大重点元
素,形成转化利用方案15项、转化建议30余项,为
建立文化基因转化利用长效机制、实现文旅产品市
场联通和效益转化,并将阳明文化资源凝练成为阳
明文化标识打好了基础。
运用“数字化改革理念”
助推阳明文化标识打造
数字化改革的核心要义是运用数字化技术、数
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对体制机制、组织架构、
式流程、手段工具等方面进行系统性重塑。绍兴
为阳明文化的首善之地和阳明文化的核心传播区
我们在推进“文化基因解码”的基础上,充分运
数字化改革的思维,以数字化改革“系统集成、
同高效”的理念,积极赋能阳明文化标识的打造。
打造阳明文化数据库
我们立足于依托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等全球馆
资源和民间资源,从160多种古籍、300多种近代研
究著作、2000多部现当代出版物(含日、韩、英、
编者按:
近日,“2021阳明心学大会”分论坛东亚文都与阳明心学暨“阳明文化标识建设成果共享”在绍
兴饭店举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广旅游局局长何俊杰作了题为“数字赋能阳明文化标识 助力阳明文化走
进寻常百姓家”的主旨演讲。
· 阳明心学
2021年8月3日 “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创建工作分享交流活动在绍兴举行。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
副局长张西龙、江华,“东亚文化之都”历届当选城市代表,2023—2025年“东亚文化之都”候选申报城市代
表参加了此次活动,共同探讨“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创建工作的具体做法和相关经验,共议“东亚文化之都”
城市建设的发展与未来。
来自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执行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
——5.31
座;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陈宇飞就《从文都行动说文旅融合发展》的话题做了分享交流;北京联合
大学教授李柏文对《“东亚文化之都”管理办法和创建导则》向大家做了解读。
会上,绍兴、宁波、敦煌、温州等文都城市代表,分享了各自“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创建的工作经验,并
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东亚文化之都”文化活动信息共享,促进城市间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
此次交流活动旨在进一步推动“东亚文化之都”城市更积极地参与东亚区域文化合作,推动文化艺术生
产、文化交流合作、公共文化服务、文物保护利用、非遗传承发扬等“文都”城市文化体系建设方面不断创新
发展,激发城市活力,扩大城市的国际影响力、知名度。
绍兴市文都文化院有关负责人应邀列席了会议。
(本刊综合)
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创建
分享交流活动在绍兴举行
分享交流活动现场·胡明摄
· 文都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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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阳明文化标识
何俊杰
阳明文化是浙江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和
文化印记,也是当代浙江精神的文化源泉之一。
今年1月初,浙江省文旅厅将《阳明文化、和合文
化、南孔文化研究、保护和文旅融合发展行动计划
(2021—2023)》作为1号文件下发全省文旅系统,
并将其中解码阳明文化基因,促进“阳明文化”活
化、物化和生活化的重任交给了我们绍兴。
今年以来,我们按照省文旅厅的工作部署,积
极围绕培育“阳明故里,心学圣地”的重要目标,
结合当前数字化改革的时代要求,基于群众对于
“阳明文化”的需求,运用数字化理念,以“统”
的集成化思维追溯“阳明文化”的发展历程,筛选
关键知识点,解码阳明文化基因,绘制东亚阳明文
化旅游地图,建立阳明文化数据库,积极助力阳明
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主要实
践如下:
实施“文化基因解码工程”
支撑阳明文化标识建设
文化标识是一种符号,也是文化自信和竞争力
的标志。今年以来,我们立足阳明心学在绍兴深厚
的文化积淀,汇聚地方才俊智慧,积极推进“文化
基因解码工程”,实施专题文化标识资源普查,共
梳理了阳明文化元素170个,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两大主类、9大亚类、16大
基本类型,基本描绘出了绍兴阳明文化的脉络和谱
系。
在此基础上,我们筛选出了阳明文化重点元素
清单“一张表”,撰写了解码报告“一本书”,夯
实了阳明文化标识的资源基础。
同时,我们着眼于文化解码成果的高效率转
化、高水平应用和高质量发展,围绕陈溪阳明祖
居、稽山书院、新建伯府、王阳明墓等9大重点元
素,形成转化利用方案15项、转化建议30余项,为
建立文化基因转化利用长效机制、实现文旅产品市
场联通和效益转化,并将阳明文化资源凝练成为阳
明文化标识打好了基础。
运用“数字化改革理念”
助推阳明文化标识打造
数字化改革的核心要义是运用数字化技术、数
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对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
式流程、手段工具等方面进行系统性重塑。绍兴作
为阳明文化的首善之地和阳明文化的核心传播区,
我们在推进“文化基因解码”的基础上,充分运用
数字化改革的思维,以数字化改革“系统集成、协
同高效”的理念,积极赋能阳明文化标识的打造。
打造阳明文化数据库
我们立足于依托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等全球馆藏
资源和民间资源,从160多种古籍、300多种近代研
究著作、2000多部现当代出版物(含日、韩、英、
编者按:
近日,“2021阳明心学大会”分论坛东亚文都与阳明心学暨“阳明文化标识建设成果共享”在绍
兴饭店举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广旅游局局长何俊杰作了题为“数字赋能阳明文化标识 助力阳明文化走
进寻常百姓家”的主旨演讲。
· 阳明心学
2021年8月3日 “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创建工作分享交流活动在绍兴举行。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
副局长张西龙、江华,“东亚文化之都”历届当选城市代表,2023—2025年“东亚文化之都”候选申报城市代
表参加了此次活动,共同探讨“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创建工作的具体做法和相关经验,共议“东亚文化之都”
城市建设的发展与未来。
来自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执行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
——5.31
座;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陈宇飞就《从文都行动说文旅融合发展》的话题做了分享交流;北京联合
大学教授李柏文对《“东亚文化之都”管理办法和创建导则》向大家做了解读。
会上,绍兴、宁波、敦煌、温州等文都城市代表,分享了各自“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创建的工作经验,并
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东亚文化之都”文化活动信息共享,促进城市间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
此次交流活动旨在进一步推动“东亚文化之都”城市更积极地参与东亚区域文化合作,推动文化艺术生
产、文化交流合作、公共文化服务、文物保护利用、非遗传承发扬等“文都”城市文化体系建设方面不断创新
发展,激发城市活力,扩大城市的国际影响力、知名度。
绍兴市文都文化院有关负责人应邀列席了会议。
(本刊综合)
东亚文化之都城市创建
分享交流活动在绍兴举行
分享交流活动现场·胡明摄
· 文都视点
09
10
· 阳明心学
· 阳明心学
美、法等国学者的著作)中,由专家精选300种珍稀
文献,重新整理和选编与王阳明有关的古籍珍本、
近代稀见和权威研究著作,并综合深度数据挖掘技
术、智能语义分析、数字内容自动分类标注及动态
重组等现代数字技术,打造全方位多种应用的特色
内容资源的“阳明文献数据库”。此外,本次心学
大会推出的阳明文化数字展示也是我们在推进阳明
文化标识建设、落实数字化改革的一个举措,是首
个以阳明文化为主题打造的数字平台。通过将阳明
心学相关史料、历代心学研究成果、阳明行迹旅游
资源数字化,助力阳明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
建立阳明文化数字文献馆
围绕“阳明故里”建设工程,充分发挥绍兴作
为“文献名邦”的名城特性,打造以数字化图书空
间、文献博物空间和艺术审美空间兼具的文化综合
体,建立了包含阳明文献古籍高仿复刻、阳明文献
数据库、名家访谈纪录片三大建设内容的“阳明文
化数字文献馆”,以此构成阳明文化显著标识,助
推阳明文化文脉流传。
推进阳明文化研学数字化
充分运用打造“多跨场景”数字化运用契机,
积极开发绍兴“数字研学”应用场景,努力构建绍兴
“数字研学”驾驶舱,并以阳明文化主题持续研究、
开发“少年心学馆”“企业研修班”“大众知行课”
等一系列研学课程,为绍兴数字研学增加新生力量。
数字化集成阳明文化资源
紧跟新媒体和视频化时代,充分运用数字化技
术开发音频版《东亚阳明文化旅游地图》、视频版
《人物访谈纪录片》编辑阳明遗迹遗存二维码,并
在二维码内植入阳明故事,通过数字化集成阳明文
化资源,让寻常百姓通过手机实现“一机在手,阳
明文化随身走”的文化需求。
结合“东亚文化之都”建设
助推阳明文化出海
绍兴作为2021年度“东亚文化之都”,围绕
“大禹文化、阳明文化、鲁迅文化、黄酒文化、书
法文化”五张金名片,加快迈向国际化。
其中,阳明文化作为其中重要的一张“金名
片”,深受日韩东亚国家的喜爱和关注。我们围绕
阳明文化也打造了“阳明心学大会”这样高端的交
流平台,进一步提升绍兴阳明文化标识度在世界的
鲜明文化辨识度。
未来,我们将更着力于阳明文化的数字化,将
绍兴这个阳明文化的核心传播区转型为东亚阳明文
化数字传播中心,使“数字阳明”变成沟通东亚、
联通世界的重要桥梁,通过阳明文化数字化建设和
共享,进一步助推实现阳明文化金牌标识扬帆出海
的重要使命。
同时,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样一种渠道集全社会
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在弘扬、传播阳明文化的过程中
插上数字化的翅膀,最终使阳明文化飞进全世界关
注、热爱阳明文化的寻常百姓家。
王阳明“齐家”思想的伦理意蕴
及其时代价值
——以王阳明的家风家训家教为分析范本
刘孟达
两千多年来,“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一直是儒家传统知识分子毕生孜孜以求的道德理想。被
誉为“真三不朽”的明代治世能臣王阳明(1472—1529)也不例外。由于他常年南北宦游、戎马倥偬,只能通
过一封封家书,坚持不懈地“以良知教子孙,以知行传家规”,向其家族子弟传递内容丰富的家风、家训和
教。透过这些家书,彰显出这位旷代宗师的远见卓识,蕴涵着深刻的伦理意蕴和实践品格。这在当今时代,
于塑造个人道德,提升公民素养,营建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具有极为重
的理论鉴识和实践价值。
在我国“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社会
结构中,儒家的“齐家”思想在文化传承中起着
特的作用。作为相对于儒学文化“大传统”的“
传统”家风家训家教以“非制度性”“潜移默化
性”“意识形态性”为基本特征,以自觉自愿的
式代际传递,塑造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道德人
格。从王阳明的40封家书和12条家训来看,他以
“致良知”为内核,充分吸纳和借鉴了王氏家族
传统家训和家教家风,兼容并蓄,凝炼提升,进
上升到价值判断和精神引领层面,形成了独树一
的齐家思想。主要包括:
(一)正心诚意,内求外扩
王阳明认为,齐家的基础是修身,而修身的根
本法则是正心诚意。“正心”即内心端正不生邪
“诚意”即情意真诚而不自欺。他指出“格物者
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
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
知者,致其物之知也。”在他看来,良知生而具
且明澈无染,后因私欲遮蔽而失其明澈,需致知
复其明。其实,格物就是格你自己“心上之物”
袁云 摄
在“格”的同时,心也正了,意也诚了,知也致
了。功夫越深,见效越明显,良知恢复得也越完
善。格心之物,就是让人性遵循“天理”去行动;
格意之物,就是让人性发挥出“至善”一面;格知
之物,就是纠正人性善恶,使偏离天理的私欲部分
归于至善。对于如何“格物”,他主张从内求与外
扩下功夫。“内求”就是要求正心诚意,“扫除荡
涤”杂念,“存养心之纯然无染”,以复其心体之
澄明,使“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
“外扩”即“事上磨练”,在行动中时时、处处、
事事以良知为准则,着眼于在事上着实用功。
王阳明将“内求”和“外扩”的致知功夫运
用于治家。他短暂一生,戎马倥偬,常年在外平乱
治贼,却曾多次写信给克彰太叔及弟子王畿和钱
德洪,请他们教导子侄正宪、正亿辈克除恶念,剔
除“傲”“刻”“陋”“偏”“过”等不良习气,
时时刻刻、事事处处正心诚意、省察克己,为善去
恶,改过从善。他在写给守俭、守文和守章三个弟
弟的信中说:“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无有有过而
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过,当时即得本
心。”他规劝弟侄“改过不吝,可以无大过”,希
望通过去“气质之偏”和“改过为善”复其本心之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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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明心学
· 阳明心学
美、法等国学者的著作)中,由专家精选300种珍稀
文献,重新整理和选编与王阳明有关的古籍珍本、
近代稀见和权威研究著作,并综合深度数据挖掘技
术、智能语义分析、数字内容自动分类标注及动态
重组等现代数字技术,打造全方位多种应用的特色
内容资源的“阳明文献数据库”。此外,本次心学
大会推出的阳明文化数字展示也是我们在推进阳明
文化标识建设、落实数字化改革的一个举措,是首
个以阳明文化为主题打造的数字平台。通过将阳明
心学相关史料、历代心学研究成果、阳明行迹旅游
资源数字化,助力阳明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
建立阳明文化数字文献馆
围绕“阳明故里”建设工程,充分发挥绍兴作
为“文献名邦”的名城特性,打造以数字化图书空
间、文献博物空间和艺术审美空间兼具的文化综合
体,建立了包含阳明文献古籍高仿复刻、阳明文献
数据库、名家访谈纪录片三大建设内容的“阳明文
化数字文献馆”,以此构成阳明文化显著标识,助
推阳明文化文脉流传。
推进阳明文化研学数字化
充分运用打造“多跨场景”数字化运用契机,
积极开发绍兴“数字研学”应用场景,努力构建绍兴
“数字研学”驾驶舱,并以阳明文化主题持续研究、
开发“少年心学馆”“企业研修班”“大众知行课”
等一系列研学课程,为绍兴数字研学增加新生力量。
数字化集成阳明文化资源
紧跟新媒体和视频化时代,充分运用数字化技
术开发音频版《东亚阳明文化旅游地图》、视频版
《人物访谈纪录片》编辑阳明遗迹遗存二维码,并
在二维码内植入阳明故事,通过数字化集成阳明文
化资源,让寻常百姓通过手机实现“一机在手,阳
明文化随身走”的文化需求。
结合“东亚文化之都”建设
助推阳明文化出海
绍兴作为2021年度“东亚文化之都”,围绕
“大禹文化、阳明文化、鲁迅文化、黄酒文化、书
法文化”五张金名片,加快迈向国际化。
其中,阳明文化作为其中重要的一张“金名
片”,深受日韩东亚国家的喜爱和关注。我们围绕
阳明文化也打造了“阳明心学大会”这样高端的交
流平台,进一步提升绍兴阳明文化标识度在世界的
鲜明文化辨识度。
未来,我们将更着力于阳明文化的数字化,将
绍兴这个阳明文化的核心传播区转型为东亚阳明文
化数字传播中心,使“数字阳明”变成沟通东亚、
联通世界的重要桥梁,通过阳明文化数字化建设和
共享,进一步助推实现阳明文化金牌标识扬帆出海
的重要使命。
同时,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样一种渠道集全社会
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在弘扬、传播阳明文化的过程中
插上数字化的翅膀,最终使阳明文化飞进全世界关
注、热爱阳明文化的寻常百姓家。
王阳明“齐家”思想的伦理意蕴
及其时代价值
——以王阳明的家风家训家教为分析范本
刘孟达
两千多年来,“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一直是儒家传统知识分子毕生孜孜以求的道德理想。被
誉为“真三不朽”的明代治世能臣王阳明(1472—1529)也不例外。由于他常年南北宦游、戎马倥偬,只能通
过一封封家书,坚持不懈地“以良知教子孙,以知行传家规”,向其家族子弟传递内容丰富的家风、家训和家
教。透过这些家书,彰显出这位旷代宗师的远见卓识,蕴涵着深刻的伦理意蕴和实践品格。这在当今时代,对
于塑造个人道德,提升公民素养,营建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具有极为重要
的理论鉴识和实践价值。
在我国“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社会
结构中,儒家的“齐家”思想在文化传承中起着独
特的作用。作为相对于儒学文化“大传统”的“小
传统”家风家训家教以“非制度性”“潜移默化
性”“意识形态性”为基本特征,以自觉自愿的方
式代际传递,塑造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道德人
格。从王阳明的40封家书和12条家训来看,他以
“致良知”为内核,充分吸纳和借鉴了王氏家族的
传统家训和家教家风,兼容并蓄,凝炼提升,进而
上升到价值判断和精神引领层面,形成了独树一帜
的齐家思想。主要包括:
(一)正心诚意,内求外扩
王阳明认为,齐家的基础是修身,而修身的根
本法则是正心诚意。“正心”即内心端正不生邪;
“诚意”即情意真诚而不自欺。他指出“格物者,
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
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
知者,致其物之知也。”在他看来,良知生而具足
且明澈无染,后因私欲遮蔽而失其明澈,需致知以
复其明。其实,格物就是格你自己“心上之物”。
袁云 摄
在“格”的同时,心也正了,意也诚了,知也致
了。功夫越深,见效越明显,良知恢复得也越完
善。格心之物,就是让人性遵循“天理”去行动;
格意之物,就是让人性发挥出“至善”一面;格知
之物,就是纠正人性善恶,使偏离天理的私欲部分
归于至善。对于如何“格物”,他主张从内求与外
扩下功夫。“内求”就是要求正心诚意,“扫除荡
涤”杂念,“存养心之纯然无染”,以复其心体之
澄明,使“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
“外扩”即“事上磨练”,在行动中时时、处处、
事事以良知为准则,着眼于在事上着实用功。
王阳明将“内求”和“外扩”的致知功夫运
用于治家。他短暂一生,戎马倥偬,常年在外平乱
治贼,却曾多次写信给克彰太叔及弟子王畿和钱
德洪,请他们教导子侄正宪、正亿辈克除恶念,剔
除“傲”“刻”“陋”“偏”“过”等不良习气,
时时刻刻、事事处处正心诚意、省察克己,为善去
恶,改过从善。他在写给守俭、守文和守章三个弟
弟的信中说:“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无有有过而
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过,当时即得本
心。”他规劝弟侄“改过不吝,可以无大过”,希
望通过去“气质之偏”和“改过为善”复其本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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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明心学
· 阳明心学
澄明,正心诚意以克己修身。
(二)以心照物,立志勤学
王阳明推崇“以心照物”的观点,以此强调
“立志”的重要性。他认为,有什么心,就有什么
物;有什么样的志向,就能成就什么样的事业。在
其家书中,谈及“立志”的话题较多。最著名的
是,他在南京做鸿胪寺卿时写给二弟守文的《示弟
立志说》:“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
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
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要成就事业,首先
要立志。“后世大患,尤在无志”,因为“志之不
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劳苦无成矣。世
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
以志之弗立也。”他在给《与克彰太叔书》中说:
“本性为习气所汩者,由于志之不立也。故凡学
者为习所移,气所胜,则惟务痛惩其志。久则志亦
渐立,志立而习气渐消。”就是说,学问之功,就
在消除习气,复归本然善性。他在《寄闻人邦英邦
正》中,指出“但能立志坚定,随事尽道,不以得
失动念,则虽勉习举业,亦自无妨圣贤之学。”即
便被贬谪龙场,王阳明仍然诲人不倦,在《教条示
龙场诸生》的训言中,他提出了“立志、勤学、改
过、责善”四条学规,首重立志,称“志不立,
天下无可成之事”,为贵阳诸生树立了成才的风向
……
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在他看来,
立志与勤学是成就事业的“一体两翼”,立志是勤
学的前提,勤学是立志的路径。“夫学,莫先于立
志。”“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
……
尔辈当鉴吾既往,及时勉力,毋又自贻他日之悔,
如吾今日也”
王阳明认为,立志首先要涤除私欲。有一毫私
欲则志不立,私欲之气除则志立,反之则不立。他
说:“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责此志不立,即私欲
便退;听一毫客气之动,只责此志不立,即客气便
消除。”在这里,王阳明创造性地提出了“责志”
之功,即时刻砥砺自己的志向。立志之后还要不
断反躬自省,内心才能坚定自信,遇事才会淡定。
“无一息而非立志责志之时,无一事而非立志责志
之地。”只有时常“责志”,才能让私欲退、客气
消、怠心去、忽心除、
心灭、妒心失、忿心亡、
贪心逝、傲心散、吝心尽,“其于去人欲,有如烈
火之燎毛,太阳一出而魍魉消也”。
(三)仁礼存心,孝悌敬信
王阳明认为,“八德”(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是儒家安身立命的根基。在家教
过程中,他时常教导子弟们要以“仁礼存心”践履
孝悌忠信。即使在岭南带兵打仗,他也专门写信给
继子正宪和克彰太叔。他在给正宪的信中说:“汝
宜亲近敬信,如就芝兰可也。廿二叔忠信好学,携
汝读书,必能切励。”在平定广西思田叛乱期间,
他又专门给正宪写信说:“汝近来学业所进吾不
……
……
宜体我之意,谨守礼法。……科第之事,吾岂敢必
于汝,得汝立志向上,则亦有足喜也。”他还希望
克彰太叔对正宪教之以“忠孝敬信”之道,“正宪
读书,一切举业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
弟而已。”在这里,王阳明并非只关心正宪能否读
书治学获取功名,而更重视其孝悌忠信,语重心长
地教导他要“谨守礼法”“学做好人”。
王阳明教导子侄晚辈最为经典的训示,是写给
勤读书,要孝弟;学谦恭,循礼义;节饮食,戒游
戏;毋说谎,毋贪利;毋任情,毋斗气;毋责人,
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
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恶,是凶类。
譬树果,心是蒂;蒂若坏,果必坠。吾教汝,全在
是。汝谛听,勿轻弃!”整篇家书只有96字,用歌
谣体式,一韵到底,朗朗上口。字里行间,融入了
他对继子正宪乃至整个家族晚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
希望,从修身立德到为人处世的大智慧皆蕴其中,
堪称王阳明齐家思想的精髓。
此外,王阳明还非常重视幼儿教育的“四益”
(益言、益事、益文、益友)说。他专门写信给负
责继子正宪教育的门人薛侃,希望他从言、行、
举、止,视、听、言、动以及交友、处事等方面
规范正宪的德行。信中写道:“小儿劳诸公勤开
诲,多感多感!昔人谓教小儿有四益,验之果何如
……
至者,须诸君为我尽意吐露,纵彼不久留,亦无负
其来可也。”
(四)谦逊恭敬,勤劳节俭
“谦恭循礼,勤俭持家”是王阳明齐家思想
的重要内容。在王阳明看来,一个良好的家风家
道,正是从家庭(族)成员之间彼此尊重、谦恭坦
诚、戒骄戒傲开始的。在写给继子正宪的信中,他
说:“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恶,皆从傲
上来。傲则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为子而傲,
必不能孝;为弟而傲,必不能弟;为臣而傲,必不
……
可进。”在分析了“傲”的危害性之后,他劝诫继
子正宪必须“去傲”,而“恭谦”正是医治傲气的
良药,“谦便是对症之药。非但是外貌卑逊,须是
中心恭敬,撙节退让,常见自己不是,真能虚己受
人。故为子而谦,斯能孝;为弟而谦,斯能弟;为
臣而谦,斯能忠。”只有这样,立志勤学才能有所
进步,进德修业方能有所长进。王阳明还时常教导
弟子们要培养温良恭俭让的品质。他写给学生陈世
杰信中,说:“傲,凶德也,不可长。足恭也者,
有所为而为之者也。无所为而为之者谓之谦;谦,
德之柄;温温恭人,惟德之基。”他希望陈世杰不
但容貌举止要谦虚谨慎、礼貌待人,内心也要温良
恭人、礼让为先。
2021阳明心学大会在绍兴举行
10月30日午,以“明心与东文化为主的2021阳明学大在我开幕国际儒学
合会会长刘延东发来贺函。开幕式上发布了明年王阳明诞辰550周年纪念活动方案、东亚阳明文化旅游
地图。来自国内的阳明学著名专家学者以主旨演讲、稽山论道等形式,共话阳明心学与东亚文化。
绍兴还举办了“阳明文化周”系列活动,具体内容有阳明文化标识建设数字展示;阳明心学书籍
展;“阳明文化美好生活”展等系列活动。 袁云
在治家过程中,王阳明特别重视“勤俭”和
“积善”。他给克彰太叔的家书中说:“清静俭朴
以自守,谦虚卑下以待人,尽其在我而已,此外无
庸虑也。”“正宪辈狂稚,望以此意晓谕之”。更
为可贵的,他还推己及人,倡导“勤俭守家业,谦
和处乡里”的主张。在巡抚南赣军务时发布的《告
谕各府父老子弟》中,可体会到他对黎民百姓的
至诚恻怛。他写道:“勤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
乡里,心要平恕,毋怀险谲,事贵含忍,毋轻斗
争。”另外,王阳明还十分强调“积善兴家”的道
理。他认为,为善人皆爱之、家业兴盛;为恶则人
皆憎之、身陨家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
善之家,必有余殃。”“见人之为善,我必爱之;
我能为善,人岂有不爱我者乎?见人之为不善,我
必恶之;我苟为不善,人岂有不恶我者乎?故凶人
之为不善,至于陨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
也。”他真切地劝诫家族子弟们要以一颗善良之心
为人处事。
(五)清静知止,责善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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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明心学
· 阳明心学
澄明,正心诚意以克己修身。
(二)以心照物,立志勤学
王阳明推崇“以心照物”的观点,以此强调
“立志”的重要性。他认为,有什么心,就有什么
物;有什么样的志向,就能成就什么样的事业。在
其家书中,谈及“立志”的话题较多。最著名的
是,他在南京做鸿胪寺卿时写给二弟守文的《示弟
立志说》:“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
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
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要成就事业,首先
要立志。“后世大患,尤在无志”,因为“志之不
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劳苦无成矣。世
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
以志之弗立也。”他在给《与克彰太叔书》中说:
“本性为习气所汩者,由于志之不立也。故凡学
者为习所移,气所胜,则惟务痛惩其志。久则志亦
渐立,志立而习气渐消。”就是说,学问之功,就
在消除习气,复归本然善性。他在《寄闻人邦英邦
正》中,指出“但能立志坚定,随事尽道,不以得
失动念,则虽勉习举业,亦自无妨圣贤之学。”即
便被贬谪龙场,王阳明仍然诲人不倦,在《教条示
龙场诸生》的训言中,他提出了“立志、勤学、改
过、责善”四条学规,首重立志,称“志不立,
天下无可成之事”,为贵阳诸生树立了成才的风向
……
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在他看来,
立志与勤学是成就事业的“一体两翼”,立志是勤
学的前提,勤学是立志的路径。“夫学,莫先于立
志。”“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
……
尔辈当鉴吾既往,及时勉力,毋又自贻他日之悔,
如吾今日也”
王阳明认为,立志首先要涤除私欲。有一毫私
欲则志不立,私欲之气除则志立,反之则不立。他
说:“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责此志不立,即私欲
便退;听一毫客气之动,只责此志不立,即客气便
消除。”在这里,王阳明创造性地提出了“责志”
之功,即时刻砥砺自己的志向。立志之后还要不
断反躬自省,内心才能坚定自信,遇事才会淡定。
“无一息而非立志责志之时,无一事而非立志责志
之地。”只有时常“责志”,才能让私欲退、客气
消、怠心去、忽心除、
心灭、妒心失、忿心亡、
贪心逝、傲心散、吝心尽,“其于去人欲,有如烈
火之燎毛,太阳一出而魍魉消也”。
(三)仁礼存心,孝悌敬信
王阳明认为,“八德”(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是儒家安身立命的根基。在家教
过程中,他时常教导子弟们要以“仁礼存心”践履
孝悌忠信。即使在岭南带兵打仗,他也专门写信给
继子正宪和克彰太叔。他在给正宪的信中说:“汝
宜亲近敬信,如就芝兰可也。廿二叔忠信好学,携
汝读书,必能切励。”在平定广西思田叛乱期间,
他又专门给正宪写信说:“汝近来学业所进吾不
……
……
宜体我之意,谨守礼法。……科第之事,吾岂敢必
于汝,得汝立志向上,则亦有足喜也。”他还希望
克彰太叔对正宪教之以“忠孝敬信”之道,“正宪
读书,一切举业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
弟而已。”在这里,王阳明并非只关心正宪能否读
书治学获取功名,而更重视其孝悌忠信,语重心长
地教导他要“谨守礼法”“学做好人”。
王阳明教导子侄晚辈最为经典的训示,是写给
勤读书,要孝弟;学谦恭,循礼义;节饮食,戒游
戏;毋说谎,毋贪利;毋任情,毋斗气;毋责人,
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
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恶,是凶类。
譬树果,心是蒂;蒂若坏,果必坠。吾教汝,全在
是。汝谛听,勿轻弃!”整篇家书只有96字,用歌
谣体式,一韵到底,朗朗上口。字里行间,融入了
他对继子正宪乃至整个家族晚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
希望,从修身立德到为人处世的大智慧皆蕴其中,
堪称王阳明齐家思想的精髓。
此外,王阳明还非常重视幼儿教育的“四益”
(益言、益事、益文、益友)说。他专门写信给负
责继子正宪教育的门人薛侃,希望他从言、行、
举、止,视、听、言、动以及交友、处事等方面
规范正宪的德行。信中写道:“小儿劳诸公勤开
诲,多感多感!昔人谓教小儿有四益,验之果何如
……
至者,须诸君为我尽意吐露,纵彼不久留,亦无负
其来可也。”
(四)谦逊恭敬,勤劳节俭
“谦恭循礼,勤俭持家”是王阳明齐家思想
的重要内容。在王阳明看来,一个良好的家风家
道,正是从家庭(族)成员之间彼此尊重、谦恭坦
诚、戒骄戒傲开始的。在写给继子正宪的信中,他
说:“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恶,皆从傲
上来。傲则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为子而傲,
必不能孝;为弟而傲,必不能弟;为臣而傲,必不
……
可进。”在分析了“傲”的危害性之后,他劝诫继
子正宪必须“去傲”,而“恭谦”正是医治傲气的
良药,“谦便是对症之药。非但是外貌卑逊,须是
中心恭敬,撙节退让,常见自己不是,真能虚己受
人。故为子而谦,斯能孝;为弟而谦,斯能弟;为
臣而谦,斯能忠。”只有这样,立志勤学才能有所
进步,进德修业方能有所长进。王阳明还时常教导
弟子们要培养温良恭俭让的品质。他写给学生陈世
杰信中,说:“傲,凶德也,不可长。足恭也者,
有所为而为之者也。无所为而为之者谓之谦;谦,
德之柄;温温恭人,惟德之基。”他希望陈世杰不
但容貌举止要谦虚谨慎、礼貌待人,内心也要温良
恭人、礼让为先。
2021阳明心学大会在绍兴举行
10月30日上午,以“阳明心学与东亚文化”为主题的2021阳明心学大会在我市开幕。国际儒学联
合会会长刘延东发来贺函。开幕式上发布了明年王阳明诞辰550周年纪念活动方案、东亚阳明文化旅游
地图。来自国内的阳明学著名专家学者以主旨演讲、稽山论道等形式,共话阳明心学与东亚文化。
绍兴还举办了“阳明文化周”系列活动,具体内容有阳明文化标识建设数字展示;阳明心学书籍
展;“阳明文化美好生活”展等系列活动。 袁云 摄
在治家过程中,王阳明特别重视“勤俭”和
“积善”。他给克彰太叔的家书中说:“清静俭朴
以自守,谦虚卑下以待人,尽其在我而已,此外无
庸虑也。”“正宪辈狂稚,望以此意晓谕之”。更
为可贵的,他还推己及人,倡导“勤俭守家业,谦
和处乡里”的主张。在巡抚南赣军务时发布的《告
谕各府父老子弟》中,可体会到他对黎民百姓的
至诚恻怛。他写道:“勤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
乡里,心要平恕,毋怀险谲,事贵含忍,毋轻斗
争。”另外,王阳明还十分强调“积善兴家”的道
理。他认为,为善人皆爱之、家业兴盛;为恶则人
皆憎之、身陨家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
善之家,必有余殃。”“见人之为善,我必爱之;
我能为善,人岂有不爱我者乎?见人之为不善,我
必恶之;我苟为不善,人岂有不恶我者乎?故凶人
之为不善,至于陨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
也。”他真切地劝诫家族子弟们要以一颗善良之心
为人处事。
(五)清静知止,责善改过
13
14
知止和责善是王阳明极为重要的处世之道。他
在家书中,多次强调“清静俭朴、谦虚卑下”的处
世智慧,并主张通过“知止”工夫来实现,“欲识
仁体,即当知止”。他认为,“止”即止于至善,
知止是打基础的功夫,需要以诚敬的心态。唯有通
过“观照”,才能做到勿忘勿助,不取不舍,不迎
不拒,使不合天理的欲念戛然而止,达到心灵宁静
之境。在他看来,“知止”,就是既要“知所止”
又要“有所不止”,该行则行、该止则止,适时而
止、适可而止。知所止则寡欲,寡欲则能静,静而
后能定,定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无失。以
此出发,王阳明多次劝诫其子侄和门生须清静、恬
淡处世,远离喧嚣的政治环境,即使进入仕途,也
应秉承“以道事君,则能不枉其道,不可则止,则
能不辱其身”的原则。
王阳明是个用情至深的人,十分注重交友之
道。他在《客座私祝》中提出交友了“底线”:
“不愿狂躁惰慢之徒来此博弈饮酒,长傲饰非,导
以骄奢淫荡之事,诱以贪财黩货之谋;冥顽无耻,
扇惑鼓动,以益我子弟之不肖,我子弟苟远良士而
近凶人,是谓逆子,戒之戒之。”在这里,王阳明
劝诫子侄及诸生“近良士而远凶人”。否则,会
“陋习恶染加于身不易去”。如果谁有所违逆,则
按违反家规论处。
在此基础上,王阳明提出了交友“三法则”:
一是“责善”。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他提出
“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
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
……
人之阴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责善。”“责
善”,就是劝勉、引导朋友向善。责善时,要出
自内心,语气委婉,不能揭其隐私,戳人痛处。
否则,易生愤恨之心,达不到“明其是”“去其
非”“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目的。二是“改
过”。王阳明劝诫子侄辈要“勇于改过”,他在
《寄诸弟》的家书中说: “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无
有有过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过,即
得本心。人孰无过? 改之为贵。”三是“忠恕”。
王阳明提出“我以是而施于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
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
心感之乎?”这是对孔子“忠恕之道”的发挥和升
华,充分体现了王阳明在交友过程中虚心、谦让和
包容的态度。
· 阳明心学
· 阳明心学
(六)尽忠为先,国事为重
王阳明在“致良知”基础上形成了“视国犹
家”的家国情怀和经世济民的治世之道。以他看
来,家、国、天下都是以良知为根本的意义世界。
他说:“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
亲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亲
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推而至于鸟兽草木
也,而皆有以亲之,无非求尽吾心焉以自明其明
德也。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天下
平。”良知决定个人言行,关乎社会和国家治理。
扩充仁爱之心,德及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皆有仁
爱之心,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家国胶结”的心学观照下,只有时时处处
事事“尽心”,再辅之以礼乐教化和纲纪政事的规
约,才能做到“视国犹家”。“吾之父子亲矣,而
天下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君臣义也,而天
……
之设焉,有礼乐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辅相、成己
成物,而求尽吾心焉耳。心尽而家以齐,国以治,
天下以平。”为此,王阳明对做官的升迁看得极
淡,一生向朝廷打的辞职报告达十多次,但对做官
的责任和使命却看得极重,从来都是“尽心职业,
勿因事变之难,有灰爱民之志”。
无论是贬谪蛮荒之地还是戎马倥偬之中,王
阳明总是以尽孝为念,以国事为重,以尽忠为先。
他多次写信劝诫家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妇、
兄弟、朋友“五伦”关系时要“尽心”,把事亲、
交友、治民之理推及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平定
宁王叛乱期间,他在呈父亲的书函中陈述了“先国
后家”的人臣之义,他说: “人臣之义至此,岂复
! ……
尽孝养,旦暮切勿以不孝男为念。”在致儿辈的家
书中,他明确宣示了“我今国事在身,岂复能纪念
家事,汝辈自宜体悉勉励,方是佳子弟尔”的“国
事为重”思想。他在赣南剿匪期间,也曾写信给家
中诸弟:“吾自到任以来,东征西讨,不能旬日稍
暇,虽羁鸟归林之想无时不切,然责任在躬,势难
苟免。”字里行间,饱含着“为人臣者,上有益于
国,下有益于民,虽死亦甘为之”的担当意识和崇
高境界。
王阳明在江西的弟子邹守益对他先生的家书曾
给予精辟的总结和极高的评价,他说:“先师阳明
夫子家书二卷,嗣子正宪仲肃甫什袭藏之。益趋天
真,奠兰亭,获睹焉。喜曰:‘是能授简不忘矣!’
书中‘读书敦行,日进高明’;‘钤束下人,谨守礼
法’;及切
道义,请益求教,互相夹持,接引来
学,真是一善一药。”可见,王阳明家书蕴涵着丰富
的“齐家”思想,涉及精神风貌、道德素养及审美品
位等多个维度,不失为极其宝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
富。
以家风家训家教为内核的“齐家”思想,在
大程度上决定着家庭成员的习性以及言行。为此,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
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
……使
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在浸润心学精神内核的王阳明家书中,蕴含着他独树
一帜的修身之法、治家之术、处世之道和为政之要,
具有鲜明的伦理特质。毋庸讳言,这些“齐家”思想
是建立在农耕文明之上的,它来自于父权制和封建主
义等级制度中,必然带有显著的局限性。但是,只要
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武器,取其
精华,吸取体现仁爱思想和家庭人伦道德中的优质营
养;去其糟粕,剔除与封建统治制度、家长专制性相
联系的消极因素,深入挖掘出符合培育与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所需要的核心内容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
涵,对于塑造道德人格、促进家庭和睦、促进社会和
谐都具有重要的鉴示意义和实践价值。
1.“正心诚意”“立志勤学”的修身之法,有助
于促进道德人格塑造
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是主体自觉地为
去恶,“存天理灭人欲”,而不是外部强加的过程,
它强调本心良知的自明自省,自我净化,要求道德主
体不断地强化良性的自我意识。在他晚年常把“致良
知”说成是自己的根本宗旨与最终归趣,并曾在他的
家书中提到“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无论是对门人弟子,还是对家人子弟,王阳明总是谆
谆教之以“致良知”。在王阳明的“齐家”思想中,
王阳明以“致良知”为理论内核,对子侄和弟子提出
了“正心诚意、立志勤学、居敬存养、省察克治”等
诸多修身之法。这些修身之法,为重塑新时代的道德
人格提供了价值指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思想活动的
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特别是价
值的多元化、复杂化问题日趋凸显,意识形态领域的
嘈杂音不断叨扰,这就迫切需要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以主导社会思潮走向。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就是“良知”,自觉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就是“致良知”。重中之重,就是
要致力于“立志”“勤学”“自省”和“笃行”。
立志。王阳明在《示弟立志说》《教条示龙场
诸生》《寄闻人邦英邦正》等的家书家训中,对“立
志”做了详尽深入的论述。他认为,“立志”是个体
成德成才、成己成人、立德立功、为人处世、安身立
命的首要前提。在当今时代更是如此。坚定理想信
念,对于个人的立德成才具有重要的导向功能。
勤学。如前所述,无论是王阳明本人还是对家
族子弟,他对“勤读书”都看得很重。“读书讲学,
此最吾所宿好,今虽干戈扰攘中,四方有来学者,吾
亦未尝拒之。”他在给余姚堂弟的一封家信中专门提
到:“近日正思辈在此,始觉稍有分毫之益,决不可
纵,今在家放荡过了也。”后来,当他获悉正思学业
大有长进后,竟“喜而不寐”,大加赞赏,“闻尔曹
学业有进,有司考校,获居前列,吾闻之喜而不寐;
此是家门好消息。继吾书香者,在尔辈矣。勉之,勉
之!”。王阳明还提出了“读书三境界”,即背诵经
典(“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
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用心揣摩
(“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和自得于心
(“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这对我们确立正确的读
书观颇有启迪。
自省。王阳明在多封家书中提到的“致良
知”,强调本心良知的自明自省,自我净化,要求道
德主体不断地强化良性的自我意识。他认为,“去
人欲”必须在精微处时刻反省克制,才能每天有所收
……
许多未尽处,奚暇责人?”反躬自省,如同对镜自
照。一个人唯有“三省吾己”“常思己过”,才能使
自己心胸开朗,扬长避短,择善而行。在利益多元、
物质诱惑纷繁复杂的当下,越是面对考验多的地方,
越能彰显“自省”的价值,越能称出“自省”的分
量。人生在世,要想有所作为,都必须从思想深处不
断自我革命,敢于无情地“解剖自己”,勇于在抵
制诱惑中涤荡心灵,善于以涵养省察实现“内在超
越”,把自省自律当成人生必修课。
笃行。王阳明认为,致良知不仅是一种哲学思
辨,更“是一门非常实用的道德践履之学”,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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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止和责善是王阳明极为重要的处世之道。他
在家书中,多次强调“清静俭朴、谦虚卑下”的处
世智慧,并主张通过“知止”工夫来实现,“欲识
仁体,即当知止”。他认为,“止”即止于至善,
知止是打基础的功夫,需要以诚敬的心态。唯有通
过“观照”,才能做到勿忘勿助,不取不舍,不迎
不拒,使不合天理的欲念戛然而止,达到心灵宁静
之境。在他看来,“知止”,就是既要“知所止”
又要“有所不止”,该行则行、该止则止,适时而
止、适可而止。知所止则寡欲,寡欲则能静,静而
后能定,定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无失。以
此出发,王阳明多次劝诫其子侄和门生须清静、恬
淡处世,远离喧嚣的政治环境,即使进入仕途,也
应秉承“以道事君,则能不枉其道,不可则止,则
能不辱其身”的原则。
王阳明是个用情至深的人,十分注重交友之
道。他在《客座私祝》中提出交友了“底线”:
“不愿狂躁惰慢之徒来此博弈饮酒,长傲饰非,导
以骄奢淫荡之事,诱以贪财黩货之谋;冥顽无耻,
扇惑鼓动,以益我子弟之不肖,我子弟苟远良士而
近凶人,是谓逆子,戒之戒之。”在这里,王阳明
劝诫子侄及诸生“近良士而远凶人”。否则,会
“陋习恶染加于身不易去”。如果谁有所违逆,则
按违反家规论处。
在此基础上,王阳明提出了交友“三法则”:
一是“责善”。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他提出
“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
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
……
人之阴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责善。”“责
善”,就是劝勉、引导朋友向善。责善时,要出
自内心,语气委婉,不能揭其隐私,戳人痛处。
否则,易生愤恨之心,达不到“明其是”“去其
非”“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目的。二是“改
过”。王阳明劝诫子侄辈要“勇于改过”,他在
《寄诸弟》的家书中说: “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无
有有过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过,即
得本心。人孰无过? 改之为贵。”三是“忠恕”。
王阳明提出“我以是而施于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
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
心感之乎?”这是对孔子“忠恕之道”的发挥和升
华,充分体现了王阳明在交友过程中虚心、谦让和
包容的态度。
· 阳明心学
· 阳明心学
(六)尽忠为先,国事为重
王阳明在“致良知”基础上形成了“视国犹
家”的家国情怀和经世济民的治世之道。以他看
来,家、国、天下都是以良知为根本的意义世界。
他说:“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
亲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亲
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推而至于鸟兽草木
也,而皆有以亲之,无非求尽吾心焉以自明其明
德也。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天下
平。”良知决定个人言行,关乎社会和国家治理。
扩充仁爱之心,德及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皆有仁
爱之心,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家国胶结”的心学观照下,只有时时处处
事事“尽心”,再辅之以礼乐教化和纲纪政事的规
约,才能做到“视国犹家”。“吾之父子亲矣,而
天下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君臣义也,而天
……
之设焉,有礼乐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辅相、成己
成物,而求尽吾心焉耳。心尽而家以齐,国以治,
天下以平。”为此,王阳明对做官的升迁看得极
淡,一生向朝廷打的辞职报告达十多次,但对做官
的责任和使命却看得极重,从来都是“尽心职业,
勿因事变之难,有灰爱民之志”。
无论是贬谪蛮荒之地还是戎马倥偬之中,王
阳明总是以尽孝为念,以国事为重,以尽忠为先。
他多次写信劝诫家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妇、
兄弟、朋友“五伦”关系时要“尽心”,把事亲、
交友、治民之理推及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平定
宁王叛乱期间,他在呈父亲的书函中陈述了“先国
后家”的人臣之义,他说: “人臣之义至此,岂复
! ……
尽孝养,旦暮切勿以不孝男为念。”在致儿辈的家
书中,他明确宣示了“我今国事在身,岂复能纪念
家事,汝辈自宜体悉勉励,方是佳子弟尔”的“国
事为重”思想。他在赣南剿匪期间,也曾写信给家
中诸弟:“吾自到任以来,东征西讨,不能旬日稍
暇,虽羁鸟归林之想无时不切,然责任在躬,势难
苟免。”字里行间,饱含着“为人臣者,上有益于
国,下有益于民,虽死亦甘为之”的担当意识和崇
高境界。
王阳明在江西的弟子邹守益对他先生的家书曾
给予精辟的总结和极高的评价,他说:“先师阳明
夫子家书二卷,嗣子正宪仲肃甫什袭藏之。益趋天
真,奠兰亭,获睹焉。喜曰:‘是能授简不忘矣!’
书中‘读书敦行,日进高明’;‘钤束下人,谨守礼
法’;及切
道义,请益求教,互相夹持,接引来
学,真是一善一药。”可见,王阳明家书蕴涵着丰富
的“齐家”思想,涉及精神风貌、道德素养及审美品
位等多个维度,不失为极其宝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
富。
以家风家训家教为内核的“齐家”思想,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家庭成员的习性以及言行。为此,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
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
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
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在浸润心学精神内核的王阳明家书中,蕴含着他独树
一帜的修身之法、治家之术、处世之道和为政之要,
具有鲜明的伦理特质。毋庸讳言,这些“齐家”思想
是建立在农耕文明之上的,它来自于父权制和封建主
义等级制度中,必然带有显著的局限性。但是,只要
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武器,取其
精华,吸取体现仁爱思想和家庭人伦道德中的优质营
养;去其糟粕,剔除与封建统治制度、家长专制性相
联系的消极因素,深入挖掘出符合培育与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所需要的核心内容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
涵,对于塑造道德人格、促进家庭和睦、促进社会和
谐都具有重要的鉴示意义和实践价值。
1.“正心诚意”“立志勤学”的修身之法,有助
于促进道德人格塑造
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是主体自觉地为善
去恶,“存天理灭人欲”,而不是外部强加的过程,
它强调本心良知的自明自省,自我净化,要求道德主
体不断地强化良性的自我意识。在他晚年常把“致良
知”说成是自己的根本宗旨与最终归趣,并曾在他的
家书中提到“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无论是对门人弟子,还是对家人子弟,王阳明总是谆
谆教之以“致良知”。在王阳明的“齐家”思想中,
王阳明以“致良知”为理论内核,对子侄和弟子提出
了“正心诚意、立志勤学、居敬存养、省察克治”等
诸多修身之法。这些修身之法,为重塑新时代的道德
人格提供了价值指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思想活动的独
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特别是价
值的多元化、复杂化问题日趋凸显,意识形态领域的
嘈杂音不断叨扰,这就迫切需要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以主导社会思潮走向。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就是“良知”,自觉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就是“致良知”。重中之重,就是
要致力于“立志”“勤学”“自省”和“笃行”。
立志。王阳明在《示弟立志说》《教条示龙场
诸生》《寄闻人邦英邦正》等的家书家训中,对“立
志”做了详尽深入的论述。他认为,“立志”是个体
成德成才、成己成人、立德立功、为人处世、安身立
命的首要前提。在当今时代更是如此。坚定理想信
念,对于个人的立德成才具有重要的导向功能。
勤学。如前所述,无论是王阳明本人还是对家
族子弟,他对“勤读书”都看得很重。“读书讲学,
此最吾所宿好,今虽干戈扰攘中,四方有来学者,吾
亦未尝拒之。”他在给余姚堂弟的一封家信中专门提
到:“近日正思辈在此,始觉稍有分毫之益,决不可
纵,今在家放荡过了也。”后来,当他获悉正思学业
大有长进后,竟“喜而不寐”,大加赞赏,“闻尔曹
学业有进,有司考校,获居前列,吾闻之喜而不寐;
此是家门好消息。继吾书香者,在尔辈矣。勉之,勉
之!”。王阳明还提出了“读书三境界”,即背诵经
典(“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
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用心揣摩
(“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和自得于心
(“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这对我们确立正确的读
书观颇有启迪。
自省。王阳明在多封家书中提到的“致良
知”,强调本心良知的自明自省,自我净化,要求道
德主体不断地强化良性的自我意识。他认为,“去
人欲”必须在精微处时刻反省克制,才能每天有所收
获。他说:“学须反及。……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
许多未尽处,奚暇责人?”反躬自省,如同对镜自
照。一个人唯有“三省吾己”“常思己过”,才能使
自己心胸开朗,扬长避短,择善而行。在利益多元、
物质诱惑纷繁复杂的当下,越是面对考验多的地方,
越能彰显“自省”的价值,越能称出“自省”的分
量。人生在世,要想有所作为,都必须从思想深处不
断自我革命,敢于无情地“解剖自己”,勇于在抵
制诱惑中涤荡心灵,善于以涵养省察实现“内在超
越”,把自省自律当成人生必修课。
笃行。王阳明认为,致良知不仅是一种哲学思
辨,更“是一门非常实用的道德践履之学”,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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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笃行。他反复强调,要注重“事上磨练”,“人
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人须在事上磨,
方能立得住”。就是说,致良知要“知行合一,重
在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
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
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个人
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
功夫。”“落细”就是要细化,直入头脑、沉淀心
中,只有发自内心接受,才能真正自觉行动;“落
小”就是要从小事做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
善小而不为”,积小善为大善,积小德为大德;
“落实”就是要知行合一,践履笃行,见诸行动。
人生在世,无论从事什么职业、身处何种岗位,都
要练就能扛事成事的宽肩膀和真本领,勇于担当,
2.“孝悌敬信”“谦恭勤俭”的治家之术,有助
于推动家庭美德建设
家庭是血缘或婚姻关系的呈现,也是道德践履
的平台、品德养成的起点。在王阳明的“齐家”思
想中,蕴涵着孝悌敬信、谦恭勤俭等以品德教育为
内核的治家智慧,在当今社会,有助于促进家庭和
睦,培育家庭美德,秉承良好家风。
秉承尊老爱幼的伦理因子,促进家庭关系和谐
性。数十年来,王阳明教化子侄们要以“孝悌”为
治家之根。“孝”即孝顺父母,尊敬长辈;“悌”
即敬重兄长,友爱弟妹。“孝悌”的文化内核即为
尊老爱幼。在王阳明写给父母、兄弟、子侄的家书
中,时常告知父母自己的近况,问候父母的生活,
教育关爱子侄的成长。在《王阳明家书》的40封家
书中,写给父母、叔伯等长辈的9封,占22.5%;写
给兄弟辈的19封,占47.5%;写给儿侄辈的12封,占
30%。他在《王阳明家训》(又称《示宪儿》)中,
开宗明义地劝训“要孝悌,学谦恭,循礼仪”。在
当今社会,尊老爱幼是一种双向关心、互相尽责、
均衡互惠的和谐关系。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
美德逐渐在社会中淡化,表现为“尊老不足”“爱
幼有余”等,并由此衍生出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
为此,要从教育入手,家庭、学校、社会三管齐
下,环环紧扣,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从小养成“尊
老爱幼”的意识和习惯。
秉承续勤俭持家的传统血脉,推进消费观念
理性化。在历史上,诸多有识之士无不以勤俭作为
持家的要诀。王阳明也不例外。在他的一些家书或
告谕中,他语重心长地劝诫家族成员要“节饮食,
· 阳明心学
· 阳明心学
戒游戏”“勤俭以守家业”等。其实,作为一种传
统美德,勤俭所增进的物质财富是暂时的、有限
的,但其蕴含的精神财富则是恒久的、无限的。秉
承续勤俭持家之风,就要大力倡导量入为出、澹泊
宁静、简约节俭的生活方式,坚决摒弃入不敷出、
过度超前、盲目跟风等非理性的消费观念和生活习
惯。
秉承谦恭敬信的道德风尚,增进邻里关系
亲和度。王阳明在家书家训中多次提到“以和为
贵”“恭敬待人”以及“不自是、不自满、不自
见”的待人接物要旨。尤其是对邻里乡亲要心胸宽
广、谦逊礼让、和睦友爱,切忌“傲”字当头,盛
气凌人。在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
的内容之一是“友善”,即对待他人要与人为善,
友好相处;以谦恭敬信的阳光雨露,浇灌出和邻睦
里的道德风尚之花。
3.“清静知止”“责善改过”的处世之道,有助
于营造和谐社会图景
在王阳明的“家教”思想中,一个重要话题,
是劝诫子侄和弟子恪守“清静知止”的处世原则和
“责善改过”的处世方法。这当今社会,对于构建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倡廉机制,具
有些许的参考价值。
吸纳“清静知止”的合理成分,助推涵养清正
廉洁之风。翻阅王阳明家书,其中一个亮点是他倡
导的“清静”和“知止”。前者,强调的是清心寡
欲,减少欲念;后者,强调的是自觉自律,知止不
殆。在物欲横流的当下,要正心修身,洁身自好,
明辨是非善恶,追求健康情趣,多交良师益友,永
葆内心的从容与淡定。面对物欲诱惑,能稳得住心
神,守得住操守。
赋予“诚意责善”的时代意蕴,助推弘扬人
际和谐之风。在王阳明的家书中,他在竭力劝诫子
侄及诸生“近良士而远凶人”的同时,指出:致良
知并非只是自家事,并非只是自己改过,还要“责
善”即互相监督、善意提醒,从而让对方的品格臻
于完善,它是重要的“交友”美德。当然,“责
善”要充满诚意,不能哗众取宠,也不能过于直
白、伤其自尊,而要循循善诱,把握分寸,讲究艺
术。在当下,人际交往同样离不开“责善”,它能
够激发一个人灵魂深处的自赎和自救。为此,不
管是谁,都应该把朋友的善意批评,看作是一种爱
护、一种帮助、一种监督。要坦然面对批评,真心
接受批评。另外,王阳明还把父慈子孝、夫妇和顺的
家庭伦常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的道德境界延伸至社会领域,对营造和谐融洽的
人际关系,大有裨益。
赓续“贵于改过”的内在品格,助推造就容错
纠错之风。在一些书信中,王阳明劝诫诸生及子侄辈
在交友过程中要改过内省、慎独自律。他说:“夫过
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
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他认为,人之
所以会犯错,是因为其“内心潜藏着好色、贪婪、虚
荣等的病根”,加之人本身存在巨大的惰性,缺乏改
过的勇气。当下,在迈向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不
可避免地会“吃螃蟹”“啃硬骨”,客观上增加了出
现失误错误的可能性。为此,在职场上要旗帜鲜明地
营造容错纠错氛围。宽容是为人的美德,容错是处事
的艺术。要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使之成为创业创
新者的“减压阀”和“定心丸”。当然,容错不等
于“纵错”。要在科学“界错”的同时,提前“防
错”、大胆“容错”、及时“纠错”。
4.“尽忠为先”“国事为重”的为政之要,有助
于增强爱国恤民之情
王阳明的家书和家训,大多写于军旅途中。战
场即生死场,险象环生,间不容发,王阳明却抽出时
间和精力,以平静恳切的语气,事无巨细地叮嘱家族
子侄辈们为人处世、读书交友的智慧和要诀。一篇
篇平易近人、语重心长的家书,蕴涵着他“尽忠为
先”“国事为重”以及“顺乎民意”“关注民生”等
儒家情怀。他在家书中提及的一些重大事件,比如:
平息叛乱、设立县治、整顿吏治、教化民众、赈济灾
民、减免税赋、设立社学、兴修桥梁、化民成俗等
等,都体现出他“劳国勤民”的拳拳之心。王阳明
“视国犹家”的家国情怀和“视民如伤”的亲民意
识,可资可鉴。
借鉴王阳明“视国犹家”的家国情怀,有助于
激发爱国报国的热情。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精神谱
系里,家与国是生命共同体;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
的延伸。王阳明在一封信中说:“人徒见公之忧劳为
国而忘其家……而其劳国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何
能释然而忘之!”他认为,“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
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
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就
是说,人要致良知,就要做到明辨是非,不偏不倚,
推己及人,以国为家。可见,他的家国情怀,有着明
显的“心学”底色,它以“致良知”为逻辑起点。弘
治十八年(1505),面对“言官因言获罪”的荒唐闹
剧,王阳明挺身而出,给武宗皇帝上了一道奏折,结
果被廷杖十四,贬贵州龙场。可见,在政治黑暗时,
他仍然刚正不阿,仗义执言,坚守身为人臣的本分,
而不是选择明哲保身,彰显出他“视国犹家”的至诚
情怀。在盗匪四起、宁王反叛的危难时刻,王阳明不
顾“旧疾交作”,毅然决然地“舍小家、为大家”,
义无反顾地率兵出征剿匪平叛,实现了其“毁家纾
难”“尽忠报国”的夙愿。在当今社会,个人的命
运、家庭的幸福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兴衰同频共
振、相偎相依。每位中华儿女要坚定“一寸丹心图报
国”的爱国情,砥砺“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强国志,
弘扬“不用扬鞭自奋蹄”的报国行,主动从孝亲敬
老、修身齐家的义务走向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担
当。
借鉴王阳明“视民如伤”的亲民意识,有助于
强化执政为民的宗旨。王阳明说:“天地万物,本吾
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
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在他看
来,个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体的,百姓的疾苦也就是自
身的疾苦。显然,他以“良知”为原点,将发端于内
心的亲情拓展到仁民爱物。他曾明确表示,君子入仕
从政不是为了光宗耀祖,而是为了“行道成圣”,即
将先王之道施之于民,特别强调为政者要顺应民心,
“明德亲民”,以民之好恶为好恶。在施政实践中,
王阳明曾多次上疏乞求免税赈灾,为民请命。在主政
庐陵期间,他冒着被罢官处分的风险蠲免苛捐杂税,
深得老百姓的拥护。同时,他敦行孝道,以心学教化
民众,使境内民风归于醇厚,足见其良苦用心,突显
了一代名儒“修己以安民”的崇高情怀。在当今社
会,“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
人必须突出“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强化“执政为
民”的根本宗旨,“只要是人民群众欢迎、咧嘴笑的
事,再难也要干到底;只要是人民群众不高兴、撇嘴
的事,就坚决不要干!”在施政过程中,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生活幸福作为“国之大
者”,坚决扛起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责任大旗,为人民
的利益担当奉献,以高质量发展为人民创造高品质生
活,努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5
16
在笃行。他反复强调,要注重“事上磨练”,“人
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人须在事上磨,
方能立得住”。就是说,致良知要“知行合一,重
在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
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
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个人
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
功夫。”“落细”就是要细化,直入头脑、沉淀心
中,只有发自内心接受,才能真正自觉行动;“落
小”就是要从小事做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
善小而不为”,积小善为大善,积小德为大德;
“落实”就是要知行合一,践履笃行,见诸行动。
人生在世,无论从事什么职业、身处何种岗位,都
要练就能扛事成事的宽肩膀和真本领,勇于担当,
2.“孝悌敬信”“谦恭勤俭”的治家之术,有助
于推动家庭美德建设
家庭是血缘或婚姻关系的呈现,也是道德践履
的平台、品德养成的起点。在王阳明的“齐家”思
想中,蕴涵着孝悌敬信、谦恭勤俭等以品德教育为
内核的治家智慧,在当今社会,有助于促进家庭和
睦,培育家庭美德,秉承良好家风。
秉承尊老爱幼的伦理因子,促进家庭关系和谐
性。数十年来,王阳明教化子侄们要以“孝悌”为
治家之根。“孝”即孝顺父母,尊敬长辈;“悌”
即敬重兄长,友爱弟妹。“孝悌”的文化内核即为
尊老爱幼。在王阳明写给父母、兄弟、子侄的家书
中,时常告知父母自己的近况,问候父母的生活,
教育关爱子侄的成长。在《王阳明家书》的40封家
书中,写给父母、叔伯等长辈的9封,占22.5%;写
给兄弟辈的19封,占47.5%;写给儿侄辈的12封,占
30%。他在《王阳明家训》(又称《示宪儿》)中,
开宗明义地劝训“要孝悌,学谦恭,循礼仪”。在
当今社会,尊老爱幼是一种双向关心、互相尽责、
均衡互惠的和谐关系。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
美德逐渐在社会中淡化,表现为“尊老不足”“爱
幼有余”等,并由此衍生出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
为此,要从教育入手,家庭、学校、社会三管齐
下,环环紧扣,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从小养成“尊
老爱幼”的意识和习惯。
秉承续勤俭持家的传统血脉,推进消费观念
理性化。在历史上,诸多有识之士无不以勤俭作为
持家的要诀。王阳明也不例外。在他的一些家书或
告谕中,他语重心长地劝诫家族成员要“节饮食,
· 阳明心学
· 阳明心学
戒游戏”“勤俭以守家业”等。其实,作为一种传
统美德,勤俭所增进的物质财富是暂时的、有限
的,但其蕴含的精神财富则是恒久的、无限的。秉
承续勤俭持家之风,就要大力倡导量入为出、澹泊
宁静、简约节俭的生活方式,坚决摒弃入不敷出、
过度超前、盲目跟风等非理性的消费观念和生活习
惯。
秉承谦恭敬信的道德风尚,增进邻里关系
亲和度。王阳明在家书家训中多次提到“以和为
贵”“恭敬待人”以及“不自是、不自满、不自
见”的待人接物要旨。尤其是对邻里乡亲要心胸宽
广、谦逊礼让、和睦友爱,切忌“傲”字当头,盛
气凌人。在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
的内容之一是“友善”,即对待他人要与人为善,
友好相处;以谦恭敬信的阳光雨露,浇灌出和邻睦
里的道德风尚之花。
3.“清静知止”“责善改过”的处世之道,有助
于营造和谐社会图景
在王阳明的“家教”思想中,一个重要话题,
是劝诫子侄和弟子恪守“清静知止”的处世原则和
“责善改过”的处世方法。这当今社会,对于构建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倡廉机制,具
有些许的参考价值。
吸纳“清静知止”的合理成分,助推涵养清正
廉洁之风。翻阅王阳明家书,其中一个亮点是他倡
导的“清静”和“知止”。前者,强调的是清心寡
欲,减少欲念;后者,强调的是自觉自律,知止不
殆。在物欲横流的当下,要正心修身,洁身自好,
明辨是非善恶,追求健康情趣,多交良师益友,永
葆内心的从容与淡定。面对物欲诱惑,能稳得住心
神,守得住操守。
赋予“诚意责善”的时代意蕴,助推弘扬人
际和谐之风。在王阳明的家书中,他在竭力劝诫子
侄及诸生“近良士而远凶人”的同时,指出:致良
知并非只是自家事,并非只是自己改过,还要“责
善”即互相监督、善意提醒,从而让对方的品格臻
于完善,它是重要的“交友”美德。当然,“责
善”要充满诚意,不能哗众取宠,也不能过于直
白、伤其自尊,而要循循善诱,把握分寸,讲究艺
术。在当下,人际交往同样离不开“责善”,它能
够激发一个人灵魂深处的自赎和自救。为此,不
管是谁,都应该把朋友的善意批评,看作是一种爱
护、一种帮助、一种监督。要坦然面对批评,真心
接受批评。另外,王阳明还把父慈子孝、夫妇和顺的
家庭伦常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的道德境界延伸至社会领域,对营造和谐融洽的
人际关系,大有裨益。
赓续“贵于改过”的内在品格,助推造就容错
纠错之风。在一些书信中,王阳明劝诫诸生及子侄辈
在交友过程中要改过内省、慎独自律。他说:“夫过
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
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他认为,人之
所以会犯错,是因为其“内心潜藏着好色、贪婪、虚
荣等的病根”,加之人本身存在巨大的惰性,缺乏改
过的勇气。当下,在迈向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不
可避免地会“吃螃蟹”“啃硬骨”,客观上增加了出
现失误错误的可能性。为此,在职场上要旗帜鲜明地
营造容错纠错氛围。宽容是为人的美德,容错是处事
的艺术。要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使之成为创业创
新者的“减压阀”和“定心丸”。当然,容错不等
于“纵错”。要在科学“界错”的同时,提前“防
错”、大胆“容错”、及时“纠错”。
4.“尽忠为先”“国事为重”的为政之要,有助
于增强爱国恤民之情
王阳明的家书和家训,大多写于军旅途中。战
场即生死场,险象环生,间不容发,王阳明却抽出时
间和精力,以平静恳切的语气,事无巨细地叮嘱家族
子侄辈们为人处世、读书交友的智慧和要诀。一篇
篇平易近人、语重心长的家书,蕴涵着他“尽忠为
先”“国事为重”以及“顺乎民意”“关注民生”等
儒家情怀。他在家书中提及的一些重大事件,比如:
平息叛乱、设立县治、整顿吏治、教化民众、赈济灾
民、减免税赋、设立社学、兴修桥梁、化民成俗等
等,都体现出他“劳国勤民”的拳拳之心。王阳明
“视国犹家”的家国情怀和“视民如伤”的亲民意
识,可资可鉴。
借鉴王阳明“视国犹家”的家国情怀,有助于
激发爱国报国的热情。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精神谱
系里,家与国是生命共同体;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
的延伸。王阳明在一封信中说:“人徒见公之忧劳为
国而忘其家……而其劳国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何
能释然而忘之!”他认为,“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
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
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就
是说,人要致良知,就要做到明辨是非,不偏不倚,
推己及人,以国为家。可见,他的家国情怀,有着明
显的“心学”底色,它以“致良知”为逻辑起点。弘
治十八年(1505),面对“言官因言获罪”的荒唐闹
剧,王阳明挺身而出,给武宗皇帝上了一道奏折,结
果被廷杖十四,贬贵州龙场。可见,在政治黑暗时,
他仍然刚正不阿,仗义执言,坚守身为人臣的本分,
而不是选择明哲保身,彰显出他“视国犹家”的至诚
情怀。在盗匪四起、宁王反叛的危难时刻,王阳明不
顾“旧疾交作”,毅然决然地“舍小家、为大家”,
义无反顾地率兵出征剿匪平叛,实现了其“毁家纾
难”“尽忠报国”的夙愿。在当今社会,个人的命
运、家庭的幸福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兴衰同频共
振、相偎相依。每位中华儿女要坚定“一寸丹心图报
国”的爱国情,砥砺“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强国志,
弘扬“不用扬鞭自奋蹄”的报国行,主动从孝亲敬
老、修身齐家的义务走向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担
当。
借鉴王阳明“视民如伤”的亲民意识,有助于
强化执政为民的宗旨。王阳明说:“天地万物,本吾
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
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在他看
来,个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体的,百姓的疾苦也就是自
身的疾苦。显然,他以“良知”为原点,将发端于内
心的亲情拓展到仁民爱物。他曾明确表示,君子入仕
从政不是为了光宗耀祖,而是为了“行道成圣”,即
将先王之道施之于民,特别强调为政者要顺应民心,
“明德亲民”,以民之好恶为好恶。在施政实践中,
王阳明曾多次上疏乞求免税赈灾,为民请命。在主政
庐陵期间,他冒着被罢官处分的风险蠲免苛捐杂税,
深得老百姓的拥护。同时,他敦行孝道,以心学教化
民众,使境内民风归于醇厚,足见其良苦用心,突显
了一代名儒“修己以安民”的崇高情怀。在当今社
会,“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
人必须突出“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强化“执政为
民”的根本宗旨,“只要是人民群众欢迎、咧嘴笑的
事,再难也要干到底;只要是人民群众不高兴、撇嘴
的事,就坚决不要干!”在施政过程中,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生活幸福作为“国之大
者”,坚决扛起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责任大旗,为人民
的利益担当奉献,以高质量发展为人民创造高品质生
活,努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7
18
一、从“天泉证道”说起
话说嘉靖六年(1527年),56岁的王阳明即将
奉命从绍兴越城“伯府第”启程前往两广平叛
这年9月8日的夜里,王阳明的两位大弟子钱
德洪和王畿,因对王阳明的“四句教”理解不同而
产生了分歧,故钱德洪、王畿相约侍立于伯府第碧
霞池天泉桥上,待客散后向老师王阳明讨教“四句
——
道”。关于“天泉证道”,目前最权威的版本、王
门弟子都认可的是钱德洪著的《阳明先生年谱》。
《阳明先生年谱三》是这么记载“天泉证道”
的:九月壬午,发越中。是月初八日,德洪与畿访
张元冲舟中,因论为学宗旨。畿曰:“先生说‘知
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话
头。”德洪曰:“何如?”畿曰:“心体既是无善无
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
无恶。若说意有善有恶, 毕竟心亦未是无善无恶。”
德洪曰:“心体原
无善无恶,今习染既久,觉心体
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功夫。若见
得本体如此,只
无功夫可用,恐只是
耳。”畿
曰:“明日先生启行,晚可同进请问。
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
入内,闻洪与畿候
立庭下,先生复出,使移席天泉桥上。德洪举与畿
论辩请问,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问。我今
将行,朋友中更无有论证及此者。二君之见正好相
取,不可相病。汝中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透汝中
本体。二君相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
德洪请问。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
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
辰,风雨露雷,阴霾
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
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
过而化,亦何费纤毫气力?德洪功夫须要如此,便
是合得本体功夫。”
畿请问。先生曰:“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
修,不可执以接人。上根之人, 世亦难遇。 一悟本
体, 即见功夫, 物我内外, 一齐尽透, 此颜子、明
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 二君已后与学者言,
务要依我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
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自
修,直跻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失。”
……
此四句宗旨。 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
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识以
来,已为习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
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著
实。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以不早说破。” 是日
洪、畿俱有省。
这就是发生在明中期绍兴越城伯府第碧霞池
天泉桥上著名的“天泉证道”事件。“四句教”
谈阳明心学,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禅学。有人认为:阳明心学,活脱脱就是慧能禅学。王阳明的
“龙场悟道”像极了“释迦悟道”;王阳明天泉证道的“四句教”像极了慧能的“悟道偈”。所以,不了解的
人认为,阳明心学表面上是儒学,骨子里就是禅学。本文试图就从这个角度,去剖析一下“阳明心学”与“禅
学”的异同,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阳明心学。
天泉证道
——从“四句教”看阳明心学与禅学
潘建国
· 阳明心学
· 文都视点
今年8月,市文广旅游局向全市征集2021“东亚文化之都”绍兴活动年社会化项目,有40余个项
目参与审报评选。经过专家评审和综合评议,最终11个项目入选。入选项目详见下表:
“文都研究和传播平台项目”由绍兴市文都文化院主创,主要策划承办绍兴文都的社会化学术研
究交流活动。着重立足绍兴市,面向中日韩文化之都,集聚全市文化学术领域的知名学者专家参与,
通过创办专业内刊、电子杂志、举行论坛、开设公众号等多种形式,同步打造多媒体传播立体平台,
逐步构建创建文都品牌宣传的长效机制。将新创办《文都》期刊作为重要推广阵地,努力打造绍兴地
方文化研究交流的园地、文化活动策划的平台、文化产业成果展示推广的窗口,使之成为本土一本有
特色、有品位、有影响力的雅俗共赏的文化读物。
(本刊综合)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1 “最城市·东亚文化之都绍兴站”IP 绍兴米斯特梦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2 “东亚文化之都”新闻专题 浙江越牛传媒有限公司
3 东亚文化之都衍生品研发 浙江特立宙动画影视有限公司
4 文都研究和传播平台 绍兴市目标传播广告有限公司
5 《发现长三角·走进东亚文化之都绍兴》融媒体直播 绍兴市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6 冬至·冬酿·冬酒·冬藏 华映星球(绍兴)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7 “越州七子”动画短剧 绍兴伯府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8 绍兴故事·日语韩语网络传播挑战赛 浙江老爸老妈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9 “东亚文化之都”绍兴名士文化青年交流活动 绍兴市王阳明研究会
10 中日韩三国酒道文化展演 绍兴柯桥青蓝广告经营部
11
《IShaoxing·Ibreakthrough》—《爱绍兴就去走一走》—东亚
文化之都专题文化闯关小游戏项目及推广
绍兴栎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绍兴活动年社会化项目征集
申报44个 11个入选
“文都研究和传播平台”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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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天泉证道”说起
话说嘉靖六年(1527年),56岁的王阳明即将
奉命从绍兴越城“伯府第”启程前往两广平叛 。
这年9月8日的夜里,王阳明的两位大弟子钱
德洪和王畿,因对王阳明的“四句教”理解不同而
产生了分歧,故钱德洪、王畿相约侍立于伯府第碧
霞池天泉桥上,待客散后向老师王阳明讨教“四句
——
道”。关于“天泉证道”,目前最权威的版本、王
门弟子都认可的是钱德洪著的《阳明先生年谱》。
《阳明先生年谱三》是这么记载“天泉证道”
的:九月壬午,发越中。是月初八日,德洪与畿访
张元冲舟中,因论为学宗旨。畿曰:“先生说‘知
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话
头。”德洪曰:“何如?”畿曰:“心体既是无善无
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
无恶。若说意有善有恶, 毕竟心亦未是无善无恶。”
德洪曰:“心体原
无善无恶,今习染既久,觉心体
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功夫。若见
得本体如此,只
无功夫可用,恐只是
耳。”畿
曰:“明日先生启行,晚可同进请问。 ”
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
入内,闻洪与畿候
立庭下,先生复出,使移席天泉桥上。德洪举与畿
论辩请问,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问。我今
将行,朋友中更无有论证及此者。二君之见正好相
取,不可相病。汝中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透汝中
本体。二君相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
德洪请问。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
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
辰,风雨露雷,阴霾
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
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
过而化,亦何费纤毫气力?德洪功夫须要如此,便
是合得本体功夫。”
畿请问。先生曰:“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
修,不可执以接人。上根之人, 世亦难遇。 一悟本
体, 即见功夫, 物我内外, 一齐尽透, 此颜子、明
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 二君已后与学者言,
务要依我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
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自
修,直跻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失。”
……
此四句宗旨。 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
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识以
来,已为习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
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著
实。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以不早说破。” 是日
洪、畿俱有省。
这就是发生在明中期绍兴越城伯府第碧霞池
天泉桥上著名的“天泉证道”事件。“四句教”
谈阳明心学,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禅学。有人认为:阳明心学,活脱脱就是慧能禅学。王阳明的
“龙场悟道”像极了“释迦悟道”;王阳明天泉证道的“四句教”像极了慧能的“悟道偈”。所以,不了解的
人认为,阳明心学表面上是儒学,骨子里就是禅学。本文试图就从这个角度,去剖析一下“阳明心学”与“禅
学”的异同,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阳明心学。
天泉证道
——从“四句教”看阳明心学与禅学
潘建国
· 阳明心学
· 文都视点
今年8月,市文广旅游局向全市征集2021“东亚文化之都”绍兴活动年社会化项目,有40余个项
目参与审报评选。经过专家评审和综合评议,最终11个项目入选。入选项目详见下表:
“文都研究和传播平台项目”由绍兴市文都文化院主创,主要策划承办绍兴文都的社会化学术研
究交流活动。着重立足绍兴市,面向中日韩文化之都,集聚全市文化学术领域的知名学者专家参与,
通过创办专业内刊、电子杂志、举行论坛、开设公众号等多种形式,同步打造多媒体传播立体平台,
逐步构建创建文都品牌宣传的长效机制。将新创办《文都》期刊作为重要推广阵地,努力打造绍兴地
方文化研究交流的园地、文化活动策划的平台、文化产业成果展示推广的窗口,使之成为本土一本有
特色、有品位、有影响力的雅俗共赏的文化读物。
(本刊综合)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1 “最城市·东亚文化之都绍兴站”IP 绍兴米斯特梦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2 “东亚文化之都”新闻专题 浙江越牛传媒有限公司
3 东亚文化之都衍生品研发 浙江特立宙动画影视有限公司
4 文都研究和传播平台 绍兴市目标传播广告有限公司
5 《发现长三角·走进东亚文化之都绍兴》融媒体直播 绍兴市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6 冬至·冬酿·冬酒·冬藏 华映星球(绍兴)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7 “越州七子”动画短剧 绍兴伯府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8 绍兴故事·日语韩语网络传播挑战赛 浙江老爸老妈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9 “东亚文化之都”绍兴名士文化青年交流活动 绍兴市王阳明研究会
10 中日韩三国酒道文化展演 绍兴柯桥青蓝广告经营部
11
《IShaoxing·Ibreakthrough》—《爱绍兴就去走一走》—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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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称“良知四句教”或“王门四句教”。“无善无
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是王阳明对自己的心学所作的
最后总结和“判教”。“四句教”想表达的思想,
我们简单地说,就是:心之本体是无善无恶的(心
体相当于佛家的空性、本来面目);意念产生(相
当于佛家讲的“发心”,是心体之相)就有善有恶
了;而对善恶的判断辨别要靠自己内心的“良知”
(这是心体之用,良知具备“觉知”功能,能判断
是非);为善去恶就是格物(这是功夫,王阳明的
“格”就是“正”,“物”就是事,就是心。格物
就是格心、正心,把事情做对),格物就是致知,
就是致良知。
从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出,王阳明晚年提出的
“良知四句教”,在他去世前,弟子们的理解就有
分歧,以他的两大教授师弟子钱德洪、王畿(类似
禅宗五祖宏忍的两大弟子神秀和慧能)为代表。钱
德洪坚守“四有说”,认为“体”是空的,“用”
是有的,空中生万有,这类似神秀所走的“渐修”
之路;王畿坚持“四无说”,类似慧能走“顿悟”
之途。两人争执不下,故在王阳明远行前求教王阳
明本人。
王阳明本想调和两人的观点,说王畿的“四
无说”是接引“上根之人”(佛家语)的,但“上
根之人,世亦难遇”,“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
接人”。而钱德洪的“四有说”是接引“中下根之
人”的,(王阳明认为)“世间上根人不易得,只
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
从王阳明的语意里看出,“良知四句教”及
阳明本人的“立教”就是为“中下根之人”立的。
用以接引及教化大众,还是要用“四有说”。虽
说不否定王畿,但语气里是肯定钱德洪的。但遗
憾的是,王畿虽“有省”,但仍坚持自己的“四无
说”。为此,钱德洪、王畿隔天又追送王阳明至桐
庐严滩,继续求教于王阳明,这就是著名的“严滩
问答”。
《传习录 卷下》是这么记载“严滩问答”的: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与汝中追送至严滩。汝中
举佛家“实相幻相”之说。先生曰:“有心俱是
实,无心俱是幻; 无心俱是实, 有心俱是幻。”汝
中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工
夫(四无教);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工夫
上说本体(四有教)。”先生然其言。洪于是时尚
未了达,数年用功,始信本体工夫合一。但先生是
时因问偶谈,若吾儒指点人处,不必借此立言耳。
《王畿集 卷二 绪山钱君行状》对“严滩问答”
的记载是这样的:夫子赴两广,予与君送至严滩。
夫子复申前说,二人正好互相为用,弗失吾宗,因
举“有心是实相,无心是幻相;有心是幻相,无心
是实相”为问。君拟议未及答,予曰:“前所举是
即本体证功夫,后所举是用工夫合本体。”夫子莞
尔笑曰:“可哉!此是究极之说,汝辈既已见得,
正好更相切
,默默保任,弗轻漏
也。”二人唯
唯而别。
这两段内容,不了解佛教禅宗的读者,就不好
理解了。从记载上看,王畿对禅宗有比较深入的研
究,而钱德洪是过了数年以后才搞明白的。王畿借
用禅宗“实相无相、即空即有”之意,来坚持自己
“四无”的观点。王阳明则认为,“有心”就是肯
定了本心、习心之别和善恶的存在,故从“有心”
出发去做为善去恶的格物功夫,是工夫合本体;
“无心”即是从无善无恶的本心出发,是本体证功
。王阳明也并不否认王畿的说法,只是希望王畿
“默默保任(佛家用语,涵养真性而运用之),弗
轻漏
也(王畿后来还是漏
了)。”王阳明是希
望钱德洪不要太执着于“有”,王畿也不要太执着
于“无”,“二人正好互相为用,弗失吾宗。”但
两人最终还是各执一端,让九泉之下的王阳明“失
望”,这也直接导致阳明后学的分歧。
且不说“四句教”是如何导致阳明后学的分
歧,仅“四句教”及“天泉证道”事件本身,包括
王阳明的“龙场悟道”,让攻击“阳明学说”的人
抓到了把柄,认为“阳明心学”就是“禅学”。更
有野史杜撰,说王阳明的前身就是和尚。事情讲到
这里,我们就有必要先抛开“四句教”,抛开“阳
明心学”,先说说什么是佛法及“禅学”了。
二、佛法要义及禅学
如果不了解佛法,不懂得禅宗,那么,从隋唐
至宋元以后中国文化就不可能有深入的了解。“宋
明理学”尤其是“心学”虽然是儒学的发展,但骨
子里无不透露出“禅学”的气息。
我们知道,传统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爱人)
和礼(秩序),是“天人合一”“内圣外王”。
学是我们古代社会的“道统”。但是,到了南北朝
· 阳明心学
· 阳明心学
及隋时期,佛、道开始盛行,传统儒学面临了巨
挑战。这个时候的佛教徒提出以佛为正教,以儒
为邪教,三教归佛,又称“三教合一”;但儒家
者提出“三教合归儒”;到了唐代,李家朝廷奉
以道为主的三教并行政策,儒学的道统地位受到
挑战。到了北宋时期,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
家学者为争儒家道统地位,展开了复兴儒学、抨
佛道的活动。同时,他们打破了传统儒学的束缚
融合了道、佛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
——
以说,理学是融合吸收了儒、道、佛三教核心义
于一体的产物(当时汉传佛教已经先行一步完成
合儒、道的中国化进程,已普遍为中国士大夫所
受),并注入佛家思辨的哲学因素,是囊括天人
系而形成的更为理性化、思辨化的儒学思想体系
到了南宋时期,理学吸收并融入了中国禅学的精
神,发展出了心学,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创者。心
学发展到明中叶至王阳明而集大成,称“阳明心
学”。也就是说,从传统儒学到新儒学到阳明心
学,是儒家学说不断吸收融合佛学尤其是禅学的
果。
那我们就来看看,儒家到底吸收了佛家哪些因
子来改变自己的。
我们先从释迦佛悟道开始说起。公元前530年,
35岁的释迦牟尼经过苦苦求索,终于夜睹明星而悟
道成佛,悟道后的第一句话是(见《大方广佛华
经》 卷第五十一)“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
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佛说:奇怪啊奇怪!原来
一切众生都具备“佛性”,但因为“妄想执著”
不能成佛,道出了在佛性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
可能成佛的真谛。佛教创立的逻辑起点、佛教的
界观及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生观由此建立,佛教也
此而得以成功创立。
说到这里,我们是否就会联想到王阳明的“龙
场悟道”?钱德洪的《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正
三年(1508年)戊辰,先生三十七岁,在贵阳。
……
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
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于是,王阳明悟到了“心即理”,人人都可以
成圣成贤(阳明心学的普世价值),阳明心学的
辑起点便由此建立。“阳明悟道”和“释迦悟道
从形式上看是何其相像!
释迦牟尼佛悟到了众生平等以后,建立了以
“缘起性空”为世界观的佛法,创立了以普度众
为目标的佛教。
那么,佛法的根本要义是什么呢?如果要我们
用一个字来表达佛法要义,那就是“空”(如同
家的仁、新儒家的理、道家的道);如果用四个
来表达,那就是“缘起性空”。佛经上说:“见
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佛给“缘起”下了一
这样的定义:“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
彼无,此灭故彼灭”。“缘”是结果所赖以生起
条件,“起”是生起,就是诸法(万事万物)随
缘而起,也随因缘而灭。
缘起论就是佛法的根本。“缘起”法所阐述
的,就是因、缘、果的关系,佛教的因果报应思
由此产生。此“缘起”之真理为释迦牟尼悟道成
时所证悟,为佛教之基本原理。佛教以“缘起性
空”解释世界、生命及各种现象产生之根源,由
建立起佛教特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缘起性空”就是佛陀的法身,就是诸法的
实相,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不依赖因缘而产生
实在不灭的自性,故诸法是空的;若能从缘起法
见到诸法的空性,这就是见到了佛陀的法身。因
此,《金刚经》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这也就是禅宗所谓的“见性成佛”“故知欲成佛
道,必须谛观缘起”,佛教“因果报应”“十二
缘”“四谛”“八正道”等理论均依此而展开。
佛教进入中国后,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到
唐末至五代之后,禅宗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主流和
心。可以说,那一个时期在中国,禅宗就代表着
教,其理论基础就是“缘起性空”。
卷一》记载了禅宗的缘起:世尊在灵山会上,拈
示众,众皆默然,唯迦叶破颜微笑。世尊道:“
有正法眼藏,涅
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
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这段文字道出了禅宗的缘起,文字虽少,内
容的信息量却极大。我们先解释一下这段文字的
——
印,通俗地说,指佛所说的无上正法。王阳明也
用过这个词:“近来始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
法眼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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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称“良知四句教”或“王门四句教”。“无善无
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是王阳明对自己的心学所作的
最后总结和“判教”。“四句教”想表达的思想,
我们简单地说,就是:心之本体是无善无恶的(心
体相当于佛家的空性、本来面目);意念产生(相
当于佛家讲的“发心”,是心体之相)就有善有恶
了;而对善恶的判断辨别要靠自己内心的“良知”
(这是心体之用,良知具备“觉知”功能,能判断
是非);为善去恶就是格物(这是功夫,王阳明的
“格”就是“正”,“物”就是事,就是心。格物
就是格心、正心,把事情做对),格物就是致知,
就是致良知。
从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出,王阳明晚年提出的
“良知四句教”,在他去世前,弟子们的理解就有
分歧,以他的两大教授师弟子钱德洪、王畿(类似
禅宗五祖宏忍的两大弟子神秀和慧能)为代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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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的,空中生万有,这类似神秀所走的“渐修”
之路;王畿坚持“四无说”,类似慧能走“顿悟”
之途。两人争执不下,故在王阳明远行前求教王阳
明本人。
王阳明本想调和两人的观点,说王畿的“四
无说”是接引“上根之人”(佛家语)的,但“上
根之人,世亦难遇”,“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
接人”。而钱德洪的“四有说”是接引“中下根之
人”的,(王阳明认为)“世间上根人不易得,只
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
从王阳明的语意里看出,“良知四句教”及
阳明本人的“立教”就是为“中下根之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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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否定王畿,但语气里是肯定钱德洪的。但遗
憾的是,王畿虽“有省”,但仍坚持自己的“四无
说”。为此,钱德洪、王畿隔天又追送王阳明至桐
庐严滩,继续求教于王阳明,这就是著名的“严滩
问答”。
《传习录 卷下》是这么记载“严滩问答”的: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与汝中追送至严滩。汝中
举佛家“实相幻相”之说。先生曰:“有心俱是
实,无心俱是幻; 无心俱是实, 有心俱是幻。”汝
中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工
夫(四无教);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工夫
上说本体(四有教)。”先生然其言。洪于是时尚
未了达,数年用功,始信本体工夫合一。但先生是
时因问偶谈,若吾儒指点人处,不必借此立言耳。
《王畿集 卷二 绪山钱君行状》对“严滩问答”
的记载是这样的:夫子赴两广,予与君送至严滩。
夫子复申前说,二人正好互相为用,弗失吾宗,因
举“有心是实相,无心是幻相;有心是幻相,无心
是实相”为问。君拟议未及答,予曰:“前所举是
即本体证功夫,后所举是用工夫合本体。”夫子莞
尔笑曰:“可哉!此是究极之说,汝辈既已见得,
正好更相切
,默默保任,弗轻漏
也。”二人唯
唯而别。
这两段内容,不了解佛教禅宗的读者,就不好
理解了。从记载上看,王畿对禅宗有比较深入的研
究,而钱德洪是过了数年以后才搞明白的。王畿借
用禅宗“实相无相、即空即有”之意,来坚持自己
“四无”的观点。王阳明则认为,“有心”就是肯
定了本心、习心之别和善恶的存在,故从“有心”
出发去做为善去恶的格物功夫,是工夫合本体;
“无心”即是从无善无恶的本心出发,是本体证功
。王阳明也并不否认王畿的说法,只是希望王畿
“默默保任(佛家用语,涵养真性而运用之),弗
轻漏
也(王畿后来还是漏
了)。”王阳明是希
望钱德洪不要太执着于“有”,王畿也不要太执着
于“无”,“二人正好互相为用,弗失吾宗。”但
两人最终还是各执一端,让九泉之下的王阳明“失
望”,这也直接导致阳明后学的分歧。
且不说“四句教”是如何导致阳明后学的分
歧,仅“四句教”及“天泉证道”事件本身,包括
王阳明的“龙场悟道”,让攻击“阳明学说”的人
抓到了把柄,认为“阳明心学”就是“禅学”。更
有野史杜撰,说王阳明的前身就是和尚。事情讲到
这里,我们就有必要先抛开“四句教”,抛开“阳
明心学”,先说说什么是佛法及“禅学”了。
二、佛法要义及禅学
如果不了解佛法,不懂得禅宗,那么,从隋唐
至宋元以后中国文化就不可能有深入的了解。“宋
明理学”尤其是“心学”虽然是儒学的发展,但骨
子里无不透露出“禅学”的气息。
我们知道,传统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爱人)
和礼(秩序),是“天人合一”“内圣外王”。
学是我们古代社会的“道统”。但是,到了南北朝
· 阳明心学
· 阳明心学
及隋时期,佛、道开始盛行,传统儒学面临了巨大
挑战。这个时候的佛教徒提出以佛为正教,以儒道
为邪教,三教归佛,又称“三教合一”;但儒家学
者提出“三教合归儒”;到了唐代,李家朝廷奉行
以道为主的三教并行政策,儒学的道统地位受到了
挑战。到了北宋时期,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儒
家学者为争儒家道统地位,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
佛道的活动。同时,他们打破了传统儒学的束缚,
融合了道、佛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
——
以说,理学是融合吸收了儒、道、佛三教核心义理
于一体的产物(当时汉传佛教已经先行一步完成融
合儒、道的中国化进程,已普遍为中国士大夫所接
受),并注入佛家思辨的哲学因素,是囊括天人关
系而形成的更为理性化、思辨化的儒学思想体系。
到了南宋时期,理学吸收并融入了中国禅学的精
神,发展出了心学,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创者。心
学发展到明中叶至王阳明而集大成,称“阳明心
学”。也就是说,从传统儒学到新儒学到阳明心
学,是儒家学说不断吸收融合佛学尤其是禅学的结
果。
那我们就来看看,儒家到底吸收了佛家哪些因
子来改变自己的。
我们先从释迦佛悟道开始说起。公元前530年,
35岁的释迦牟尼经过苦苦求索,终于夜睹明星而悟
道成佛,悟道后的第一句话是(见《大方广佛华严
经》 卷第五十一)“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
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佛说:奇怪啊奇怪!原来
一切众生都具备“佛性”,但因为“妄想执著”而
不能成佛,道出了在佛性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
可能成佛的真谛。佛教创立的逻辑起点、佛教的世
界观及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生观由此建立,佛教也因
此而得以成功创立。
说到这里,我们是否就会联想到王阳明的“龙
场悟道”?钱德洪的《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正德
三年(1508年)戊辰,先生三十七岁,在贵阳。
,至…… 圣人有何
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
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于是,王阳明悟到了“心即理”,人人都可以
成圣成贤(阳明心学的普世价值),阳明心学的逻
辑起点便由此建立。“阳明悟道”和“释迦悟道”
从形式上看是何其相像!
释迦牟尼佛悟到了众生平等以后,建立了以
“缘起性空”为世界观的佛法,创立了以普度众生
为目标的佛教。
那么,佛法的根本要义是什么呢?如果要我们
用一个字来表达佛法要义,那就是“空”(如同儒
家的仁、新儒家的理、道家的道);如果用四个字
来表达,那就是“缘起性空”。佛经上说:“见缘
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佛给“缘起”下了一个
这样的定义:“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
彼无,此灭故彼灭”。“缘”是结果所赖以生起的
条件,“起”是生起,就是诸法(万事万物)随因
缘而起,也随因缘而灭。
缘起论就是佛法的根本。“缘起”法所阐述
的,就是因、缘、果的关系,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
由此产生。此“缘起”之真理为释迦牟尼悟道成佛
时所证悟,为佛教之基本原理。佛教以“缘起性
空”解释世界、生命及各种现象产生之根源,由此
建立起佛教特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缘起性空”就是佛陀的法身,就是诸法的
实相,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不依赖因缘而产生的
实在不灭的自性,故诸法是空的;若能从缘起法中
见到诸法的空性,这就是见到了佛陀的法身。因
此,《金刚经》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这也就是禅宗所谓的“见性成佛”“故知欲成佛
道,必须谛观缘起”,佛教“因果报应”“十二因
缘”“四谛”“八正道”等理论均依此而展开。
佛教进入中国后,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到
唐末至五代之后,禅宗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主流和核
心。可以说,那一个时期在中国,禅宗就代表着佛
教,其理论基础就是“缘起性空”。
卷一》记载了禅宗的缘起: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
示众,众皆默然,唯迦叶破颜微笑。世尊道:“吾
有正法眼藏,涅
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
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这段文字道出了禅宗的缘起,文字虽少,内
容的信息量却极大。我们先解释一下这段文字的几
——
印,通俗地说,指佛所说的无上正法。王阳明也借
用过这个词:“近来始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
法眼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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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
——
指世间一切法、一切物都是如来藏性的映现。只要
不执着色相,心空无住,当下就可全幻即真;如果
粘着尘境,迷相逐物,那么就是全真即幻。王阳明
喜欢把“良知”比作“明镜”,可以说,在王阳明
那里,“涅
妙心”就是“良知”。
不立”—— 》说佛说
法四十九年,未曾说一字。”什么意思呢?文字就
是指月之手,是表意的,是手段,不是目的。不要
见指忘月,而是得月忘指,得义忘字。
——
通过语言文字、善于使用逻辑思维来阐扬佛教的,
故称之为“教下”,只能达到“解悟”的境界。而
——
到“证悟”的境界。禅宗认为,那些讲经释论的
人,说的都是空头理论,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具体
到个人自己身上,却往往在戒定慧上功行不够,教
理愈演愈繁,学习者个人的体验证悟并没有多少。
禅宗针对这种状况,就特别强调修行的实践,并在
修行中了生脱死,当下解脱,顿悟成佛。王阳明非
常认同这个观点,所以,他提倡知行要合一,要在
事上磨练。
于是,“吾有正法眼藏,涅
妙心,实相无
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
叶”这段话成了禅的纲领。“实相无相”道出了佛
法的空性;“微妙法门”道出了禅宗的妙性;“不
立文字”道出了禅宗的悟性;“教外别传”道出了
禅宗的非宗教性。禅,就在释迦佛拈花、大迦叶破
颜微笑中产生了。
于是,大迦叶成为西天禅宗第一祖,后来代
代相传,传到达摩大师时,成为西天禅宗第二十八
祖。达摩大师将禅传到东土(即禅宗史上著名的
“祖师西来”),成为中华禅宗第一祖,之后传了
六代而至慧能后,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禅宗。禅
宗史上习惯把西天二十八祖和东土六祖称为“西天
四七,东土二三”。现在我们讲禅宗,基本上指的
就是六祖慧能开创的具有中国文化气质(包含了儒
释道)的中国禅。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慧能是怎么凭一首“悟道
偈”而成为中国禅宗六祖的。
三、慧能的悟道偈
六祖慧能大师(638--713 )是真正意义上中国
禅宗的开山祖师,是中国禅宗的源头,被尊为顿悟
法门的开山祖师,而以上五代祖师还不具备这样的
意义, 六祖慧能因此和孔子、老子并列为“东方三
圣人”。
慧能的思想可见于《坛经》。《坛经》是中国
禅宗最重要的经典,是中国禅宗的奠基之作,而禅
宗则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宗派,对中国
文化影响极大。《坛经》记载,慧能之所以成为禅
宗六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五祖弘忍拟传衣钵
于弟子,要求弟子们将修持心得写成一首偈子(诗
的形式,这是禅宗的传法传统)交上来,于是,弘
忍的大弟子、已经身为教授师的神秀在寺院僧众必
须经过的墙壁上写下了这么一首偈子: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这时,在寺院厨房里打杂的、不识字的慧能听
说了此事,也来到了墙壁前,请人给他读了神秀的
偈子。慧能听了摇摇头,让人代笔在神秀的偈子边
上写下了自己的偈子: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弘忍见到这两首偈子后,认为神秀还没有
悟道,而慧能已经悟道了,便把衣钵传给了慧能,
慧能因此而成为禅宗六祖。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弘忍会认为神秀没有
悟道,而慧能就悟道了呢?这还是要回到我们前面
说到的佛法的根本:缘起性空。
神秀举重若重,他的偈子想表达的是:“心性
本净,但为客尘所染”,所以必须修戒、定、慧。
这种“我空法有”(相当于钱德洪的“四有”)的
思想停留在小乘佛教的境界上。所以五祖弘忍说他
“只到门外,未入门内”,还差了半步,没有证到
“缘起性空”这种“无上菩提”的境界。
而慧能就举重若轻了,提出了“本来无一物”
的“一切法空”(类似于王畿的“四无”)的思
想,认为法也是没有自性的,所以也是空的。我空
法也空,“菩提”也空,“明镜”也空,这体现了
《金刚经》“若以色见我,从音声求我,是人行邪
道,不能见如来”的思想。所以,弘忍把衣钵传给
了不识字的、当时还未出家的慧能。这可见当时
禅宗的气度,没有这个气度,禅宗也就不能独步天
下。当然,也不要小看慧能目不识丁,要从三世因
· 阳明心学
· 阳明心学
果去看慧能的悟道,也不是中彩票那么简单的事。
那如一来我们是否够断王畿的“
说”比钱德洪的“四有说”对“四句教”理解的更
为透彻呢?那不一定,这要从佛家和儒家的价值取
向上来分析并理解王阳明的初衷,要站在儒家的角
度来看这个问题,而不是斗禅这么简单的事。我们
大胆一下设想,如果钱德洪和王畿是弘忍的禅门弟
子,弘忍会把衣钵传给谁呢?我估计会传给持“四
无说”的王畿,因为“四无说”更符合佛家禅的精
神。
四、阳明心学与禅学的根本区别
从以上对儒家和佛家的分析可以看出,阳明
心学与禅学的最根本的区别是价值取向。佛家的
值取向是出世的。佛家认为,我们现在生活的这
娑婆世界是虚幻的,是堪忍的恶世,是不值得留
的。人生是痛苦的,是在苦海中沉浮。人们修行
觉悟的目的就是要了生脱死,死后不再投胎回到
个世界来,更不能投胎恶道。佛教徒最大的慈悲
就是法布施,把这个残酷的真相告诉众生,让大
修戒定慧,脱离苦海,同证菩提。所以,佛家是
来生的,佛家的终极目标是成“佛”。佛教认为
人都能成佛的逻辑是:众生本来是佛,为何不能
佛呢?因为被贪嗔痴慢疑这些业障所“迷”。人
要去除诸业障,佛性就能显现,就能成佛。故慧
认为,人和佛的根本区别就在“迷悟”之间。
而儒家恰恰相反,是入世的,是修现世的。
儒家认为天人是合一的,万物是一体的,所以提
“仁”,要“爱人”;提倡守“礼”“礼之用和
为贵”,要讲究社会秩序;提倡“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提倡“仁义
礼智信”;强调“内圣外王”,提倡“王道”,
对“霸道”。儒家学者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构建“
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同社会。儒家的终极目标是
为“圣人”。儒家(包括阳明心学)认为人人都
成为圣人的逻辑是:每个人本来都是圣人,只是
私欲所迷,故不能成圣人。人心如明镜,私欲就
附着在明镜上的污垢,使得明镜不能照天照地,使
人不能成圣成贤。
王阳明经过“龙场之悟”,创立了以“心即
理”为世界观和逻辑起点、以“知行合一”为人生
观和方法论、以“致良知”为价值观和终极目标的
“阳明心学”,均没有脱离儒家的框架和体系。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
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教”本质上要
求我们在“良知”的指引之下去“为善去恶”“格
物致知”,这就是典型的儒家“圣人之教”,与禅
学的价值取向大相径庭。
所以,出发点不同,价值取向不同,使命不
同,就决定了“阳明心学”和“禅学”本质的不
同。不能因为“阳明心学”运用了“禅学”的一些
方法和技巧,就认为“心学”就是“禅学”,就像
不能因为某个中国人穿了西装,就认为他是外国人
一样,不能以貌取人。
王阳明早期曾经非常痴迷佛、道,但最终认
为佛道“非道”而舍弃了。他自己怎么评价佛教的
呢?他在《传习录 下》中说:“佛氏不着相,其实
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请问曰:“佛
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
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
妇着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
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
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对“禅学”与“心学”的区别,我认为明代最
后一位大儒刘宗周(绍兴人,阳明后学)的评价也
是比较客观的。他说,“禅学”是无舵之舟,不逆
风浪,是随风顺水的自在无碍;“心学”是有舵之
舟,可乘风破浪到达理想的彼岸,也是一种自在无
碍。这种说法,我认为深得阳明心学真髓:禅学是顺
应,心学则是主动。
最后,我们还要摘掉人们因为不了解禅学与
阳明心学的区别而强行扣在“阳明心学”头上的
帽子:“主观唯心主义”。且不说中国哲学思想
上是没有主客观之分的,如果一定要用西方舶来
品的概念来分,“禅”才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
心主义”,因为佛和众生的区别就在内心的迷悟之
间,天堂和地狱也在自己内心的主观世界里。而阳
明心学不同,“心即理”是逻辑起点,“知行合
一”“事上磨练”是手段和路径,“致良知”“止
于至善”是终极目标,如果一定要套用一个西方
的概念,我认为用“主观唯物主义”比较合适。这
样,如果阳明先生地下有知,也许会很欣慰的,因
为我们为他正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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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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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世间一切法、一切物都是如来藏性的映现。只要
不执着色相,心空无住,当下就可全幻即真;如果
粘着尘境,迷相逐物,那么就是全真即幻。王阳明
喜欢把“良知”比作“明镜”,可以说,在王阳明
那里,“涅
妙心”就是“良知”。
不立”—— 》说佛说
法四十九年,未曾说一字。”什么意思呢?文字就
是指月之手,是表意的,是手段,不是目的。不要
见指忘月,而是得月忘指,得义忘字。
——
通过语言文字、善于使用逻辑思维来阐扬佛教的,
故称之为“教下”,只能达到“解悟”的境界。而
——
到“证悟”的境界。禅宗认为,那些讲经释论的
人,说的都是空头理论,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具体
到个人自己身上,却往往在戒定慧上功行不够,教
理愈演愈繁,学习者个人的体验证悟并没有多少。
禅宗针对这种状况,就特别强调修行的实践,并在
修行中了生脱死,当下解脱,顿悟成佛。王阳明非
常认同这个观点,所以,他提倡知行要合一,要在
事上磨练。
于是,“吾有正法眼藏,涅
妙心,实相无
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
叶”这段话成了禅的纲领。“实相无相”道出了佛
法的空性;“微妙法门”道出了禅宗的妙性;“不
立文字”道出了禅宗的悟性;“教外别传”道出了
禅宗的非宗教性。禅,就在释迦佛拈花、大迦叶破
颜微笑中产生了。
于是,大迦叶成为西天禅宗第一祖,后来代
代相传,传到达摩大师时,成为西天禅宗第二十八
祖。达摩大师将禅传到东土(即禅宗史上著名的
“祖师西来”),成为中华禅宗第一祖,之后传了
六代而至慧能后,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禅宗。禅
宗史上习惯把西天二十八祖和东土六祖称为“西天
四七,东土二三”。现在我们讲禅宗,基本上指的
就是六祖慧能开创的具有中国文化气质(包含了儒
释道)的中国禅。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慧能是怎么凭一首“悟道
偈”而成为中国禅宗六祖的。
三、慧能的悟道偈
六祖慧能大师(638--713 )是真正意义上中国
禅宗的开山祖师,是中国禅宗的源头,被尊为顿悟
法门的开山祖师,而以上五代祖师还不具备这样的
意义, 六祖慧能因此和孔子、老子并列为“东方三
圣人”。
慧能的思想可见于《坛经》。《坛经》是中国
禅宗最重要的经典,是中国禅宗的奠基之作,而禅
宗则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宗派,对中国
文化影响极大。《坛经》记载,慧能之所以成为禅
宗六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五祖弘忍拟传衣钵
于弟子,要求弟子们将修持心得写成一首偈子(诗
的形式,这是禅宗的传法传统)交上来,于是,弘
忍的大弟子、已经身为教授师的神秀在寺院僧众必
须经过的墙壁上写下了这么一首偈子: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这时,在寺院厨房里打杂的、不识字的慧能听
说了此事,也来到了墙壁前,请人给他读了神秀的
偈子。慧能听了摇摇头,让人代笔在神秀的偈子边
上写下了自己的偈子: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弘忍见到这两首偈子后,认为神秀还没有
悟道,而慧能已经悟道了,便把衣钵传给了慧能,
慧能因此而成为禅宗六祖。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弘忍会认为神秀没有
悟道,而慧能就悟道了呢?这还是要回到我们前面
说到的佛法的根本:缘起性空。
神秀举重若重,他的偈子想表达的是:“心性
本净,但为客尘所染”,所以必须修戒、定、慧。
这种“我空法有”(相当于钱德洪的“四有”)的
思想停留在小乘佛教的境界上。所以五祖弘忍说他
“只到门外,未入门内”,还差了半步,没有证到
“缘起性空”这种“无上菩提”的境界。
而慧能就举重若轻了,提出了“本来无一物”
的“一切法空”(类似于王畿的“四无”)的思
想,认为法也是没有自性的,所以也是空的。我空
法也空,“菩提”也空,“明镜”也空,这体现了
《金刚经》“若以色见我,从音声求我,是人行邪
道,不能见如来”的思想。所以,弘忍把衣钵传给
了不识字的、当时还未出家的慧能。这可见当时
禅宗的气度,没有这个气度,禅宗也就不能独步天
下。当然,也不要小看慧能目不识丁,要从三世因
· 阳明心学
· 阳明心学
果去看慧能的悟道,也不是中彩票那么简单的事。
那如此一来,我们是否能够断定王畿的“四无
说”比钱德洪的“四有说”对“四句教”理解的更
为透彻呢?那不一定,这要从佛家和儒家的价值取
向上来分析并理解王阳明的初衷,要站在儒家的角
度来看这个问题,而不是斗禅这么简单的事。我们
大胆一下设想,如果钱德洪和王畿是弘忍的禅门弟
子,弘忍会把衣钵传给谁呢?我估计会传给持“四
无说”的王畿,因为“四无说”更符合佛家禅的精
神。
四、阳明心学与禅学的根本区别
从以上对儒家和佛家的分析可以看出,阳明
心学与禅学的最根本的区别是价值取向。佛家的价
值取向是出世的。佛家认为,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
娑婆世界是虚幻的,是堪忍的恶世,是不值得留恋
的。人生是痛苦的,是在苦海中沉浮。人们修行和
觉悟的目的就是要了生脱死,死后不再投胎回到这
个世界来,更不能投胎恶道。佛教徒最大的慈悲,
就是法布施,把这个残酷的真相告诉众生,让大家
修戒定慧,脱离苦海,同证菩提。所以,佛家是修
来生的,佛家的终极目标是成“佛”。佛教认为人
人都能成佛的逻辑是:众生本来是佛,为何不能成
佛呢?因为被贪嗔痴慢疑这些业障所“迷”。人只
要去除诸业障,佛性就能显现,就能成佛。故慧能
认为,人和佛的根本区别就在“迷悟”之间。
而儒家恰恰相反,是入世的,是修现世的。
儒家认为天人是合一的,万物是一体的,所以提倡
“仁”,要“爱人”;提倡守“礼”“礼之用和
为贵”,要讲究社会秩序;提倡“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提倡“仁义
礼智信”;强调“内圣外王”,提倡“王道”,反
对“霸道”。儒家学者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同社会。儒家的终极目标是成
为“圣人”。儒家(包括阳明心学)认为人人都能
成为圣人的逻辑是:每个人本来都是圣人,只是被
私欲所迷,故不能成圣人。人心如明镜,私欲就是
附着在明镜上的污垢,使得明镜不能照天照地,使
人不能成圣成贤。
王阳明经过“龙场之悟”,创立了以“心即
理”为世界观和逻辑起点、以“知行合一”为人生
观和方法论、以“致良知”为价值观和终极目标的
“阳明心学”,均没有脱离儒家的框架和体系。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
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教”本质上要
求我们在“良知”的指引之下去“为善去恶”“格
物致知”,这就是典型的儒家“圣人之教”,与禅
学的价值取向大相径庭。
所以,出发点不同,价值取向不同,使命不
同,就决定了“阳明心学”和“禅学”本质的不
同。不能因为“阳明心学”运用了“禅学”的一些
方法和技巧,就认为“心学”就是“禅学”,就像
不能因为某个中国人穿了西装,就认为他是外国人
一样,不能以貌取人。
王阳明早期曾经非常痴迷佛、道,但最终认
为佛道“非道”而舍弃了。他自己怎么评价佛教的
呢?他在《传习录 下》中说:“佛氏不着相,其实
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请问曰:“佛
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
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
妇着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
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
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对“禅学”与“心学”的区别,我认为明代最
后一位大儒刘宗周(绍兴人,阳明后学)的评价也
是比较客观的。他说,“禅学”是无舵之舟,不逆
风浪,是随风顺水的自在无碍;“心学”是有舵之
舟,可乘风破浪到达理想的彼岸,也是一种自在无
碍。这种说法,我认为深得阳明心学真髓:禅学是顺
应,心学则是主动。
最后,我们还要摘掉人们因为不了解禅学与
阳明心学的区别而强行扣在“阳明心学”头上的
帽子:“主观唯心主义”。且不说中国哲学思想
上是没有主客观之分的,如果一定要用西方舶来
品的概念来分,“禅”才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
心主义”,因为佛和众生的区别就在内心的迷悟之
间,天堂和地狱也在自己内心的主观世界里。而阳
明心学不同,“心即理”是逻辑起点,“知行合
一”“事上磨练”是手段和路径,“致良知”“止
于至善”是终极目标,如果一定要套用一个西方
的概念,我认为用“主观唯物主义”比较合适。这
样,如果阳明先生地下有知,也许会很欣慰的,因
为我们为他正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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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从未到过东南亚地区,但其作品、精神和思想却
在东南亚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与弘扬,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学界关于鲁迅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研究已
经比较多了,从政治文化、文学艺术到翻译,各个
角度的论述都有。2017年,由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
院王润华教授、潘国驹教授主编出版的《鲁迅在东
南亚》(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7年10月),
就是一本关于鲁迅在东南亚各方面影响的集大成之
作,共收录了50篇左右的文章,主要作者有郁达
夫、郑子瑜、方修、刘思、王赓武、王润华、黄孟
文等几十人,时间跨度从1940年到2016年,作者分
别来自新马、东南亚及中国等。另外,还有学者王
丹红、古远清、王家平、古大勇分别发表了《鲁迅
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世界》《鲁迅精神在20世纪50年
代的马华文坛》《鲁迅文学遗产在东南亚的传播和
影响》《“东南亚鲁迅”:一个新概念提出的可行
性》等文章,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鲁迅对东南亚地
区文学(含华文文学)的影响,但清晰地梳理鲁迅
精神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关系的文章还未见到,
因而本文拟略作探讨。
谈到鲁迅精神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的关系,
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鲁迅精神?关于鲁迅精神的
概括,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最为权威的概括乃是
毛泽东。早在 1937 年,即鲁迅逝世一周年之际,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发表题为《论鲁迅》的讲演,当
中明确指出:鲁迅精神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政
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
以看得远,看得真”;第二是“斗争精神”,“他
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棵独立支持的大树,
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
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
协”;第三是“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
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
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
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地前进”。
后来瞿秋白、郁达夫、冯雪峰、巴金等人虽然也从
个人理解的角度概括鲁迅精神,但核心论述并未超
越毛泽东概括的范畴。可以说,毛泽东对鲁迅精神
的把握和概括还是比较全面而准确的。如果进一步
展开的话,那么“政治远见”,即对社会“看得
远,看得真”,延伸出来就包括了鲁迅强烈的启蒙
主义精神、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精
神;“斗争精神”,延伸出来则包括了鲁迅“没有
丝毫的奴颜与媚骨”的“硬骨头”精神、“立人”
意识与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韧性战斗精神;“牺牲精
神”,延伸出来实际上包括了鲁迅“我以我血荐轩
辕”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社会责任感、忧患意
识和献身精神。
· 先生永生
· 先生永生
编者按: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精神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广影响。即使在其一生未曾涉足的东南
亚地区,先生的思想、精神、作品,也润物无声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弘扬。今年,适值先生诞辰140周年,本
刊特刊发我国著名华文文学研究专家、绍兴越秀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文斌先生撰写的《鲁
迅精神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一文,以飨读者。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海外华文学学术史研
究》系列研究成果之一,为学界第一次全面系统清晰梳理鲁迅精神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关系。
鲁迅精神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
朱文斌
这些精神都体现在了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中,
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华文文学向纵深发展。为了更
好地观察鲁迅精神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传承,我
们将近百年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历程大致分成三
个大的阶段:一、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初(中
国意识阶段);二、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中国情
结阶段);三、80年代初至今(中国经验阶段)。
这种分法是以社会局势的变化作为东南亚华
文文学发展阶段的分界线,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东
南亚华文文学受中国“五四”文化运动影响诞生于
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东南亚华族社会是个典型的
华侨社会(之前也是),除了少数经过几代已与当
地民族濡化了的“
峇峇
族之外,大多数华人都
抱有中国意识,怀着“叶落归根”的思想。而且经
过一些中国作家不断南来从事革命、教育、文化宣
传工作,更强化了他们的中国意识,使他们只关心
中国事务,身处的“南洋”社会不过是“中国”这
个想象共同体的延伸。等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宣
布取消“双重国籍”时,东南亚华人才从迷茫和失
落状态中惊醒过来,发现原来“南洋”才是自己安
身立命的地方,所以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中国意识
阶段,这一时期的华文文学创作基本上属于“华侨
文学”或“侨民文艺”范畴。20世纪50年代以后,
东南亚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在西方殖民者相继
撤出的情况下,各国纷纷宣布脱离殖民统治,独立
建制,成为新兴的民族国家。政局的变化,促使那
些南来作家纷纷回归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也基本
上停止向东南亚移民的势头,本土出生的华文作家
逐渐占据华文文坛主流地位。华人作为当地的一个
民族而存在,思想观念发生很大变化,已由原来的
“叶落归根”转变为现在的“落地生根”。但是,
当华人将居住国视为安身立命之所时,东南亚各
国由于狭隘民族主义势力抬头,从20世纪50年代中
期至80年代,相继掀起了“排华”潮,当地政府
9月25日上午,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暨“鲁迅与现代文化价值重建”国际学术研讨会(第六届绍兴文化峰会)
在绍兴市咸亨大酒店隆重开幕。来自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20余位鲁迅研究
专家和社会各界代表与会。
此次活动由中国鲁迅研究会、绍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绍兴文理学院、乐山师范学院和浙江省鲁迅研究会
等单位共同举办,绍兴文理学院人文社科处、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四川郭沫若研
究中心和绍兴文理学院鲁迅研究院承办。
梁永锋
绍兴这场重量级的峰会学术大咖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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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从未到过东南亚地区,但其作品、精神和思想却
在东南亚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与弘扬,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学界关于鲁迅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研究已
经比较多了,从政治文化、文学艺术到翻译,各个
角度的论述都有。2017年,由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
院王润华教授、潘国驹教授主编出版的《鲁迅在东
南亚》(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7年10月),
就是一本关于鲁迅在东南亚各方面影响的集大成之
作,共收录了50篇左右的文章,主要作者有郁达
夫、郑子瑜、方修、刘思、王赓武、王润华、黄孟
文等几十人,时间跨度从1940年到2016年,作者分
别来自新马、东南亚及中国等。另外,还有学者王
丹红、古远清、王家平、古大勇分别发表了《鲁迅
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世界》《鲁迅精神在20世纪50年
代的马华文坛》《鲁迅文学遗产在东南亚的传播和
影响》《“东南亚鲁迅”:一个新概念提出的可行
性》等文章,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鲁迅对东南亚地
区文学(含华文文学)的影响,但清晰地梳理鲁迅
精神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关系的文章还未见到,
因而本文拟略作探讨。
谈到鲁迅精神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的关系,
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鲁迅精神?关于鲁迅精神的
概括,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最为权威的概括乃是
毛泽东。早在 1937 年,即鲁迅逝世一周年之际,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发表题为《论鲁迅》的讲演,当
中明确指出:鲁迅精神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政
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
以看得远,看得真”;第二是“斗争精神”,“他
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棵独立支持的大树,
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
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
协”;第三是“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
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
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
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地前进”。
后来瞿秋白、郁达夫、冯雪峰、巴金等人虽然也从
个人理解的角度概括鲁迅精神,但核心论述并未超
越毛泽东概括的范畴。可以说,毛泽东对鲁迅精神
的把握和概括还是比较全面而准确的。如果进一步
展开的话,那么“政治远见”,即对社会“看得
远,看得真”,延伸出来就包括了鲁迅强烈的启蒙
主义精神、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精
神;“斗争精神”,延伸出来则包括了鲁迅“没有
丝毫的奴颜与媚骨”的“硬骨头”精神、“立人”
意识与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韧性战斗精神;“牺牲精
神”,延伸出来实际上包括了鲁迅“我以我血荐轩
辕”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社会责任感、忧患意
识和献身精神。
· 先生永生
· 先生永生
编者按: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精神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广影响。即使在其一生未曾涉足的东南
亚地区,先生的思想、精神、作品,也润物无声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弘扬。今年,适值先生诞辰140周年,本
刊特刊发我国著名华文文学研究专家、绍兴越秀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文斌先生撰写的《鲁
迅精神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一文,以飨读者。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海外华文学学术史研
究》系列研究成果之一,为学界第一次全面系统清晰梳理鲁迅精神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关系。
鲁迅精神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
朱文斌
这些精神都体现在了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中,
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华文文学向纵深发展。为了更
好地观察鲁迅精神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传承,我
们将近百年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历程大致分成三
个大的阶段:一、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初(中
国意识阶段);二、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中国情
结阶段);三、80年代初至今(中国经验阶段)。
这种分法是以社会局势的变化作为东南亚华
文文学发展阶段的分界线,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东
南亚华文文学受中国“五四”文化运动影响诞生于
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东南亚华族社会是个典型的
华侨社会(之前也是),除了少数经过几代已与当
地民族濡化了的“
峇峇
族之外,大多数华人都
抱有中国意识,怀着“叶落归根”的思想。而且经
过一些中国作家不断南来从事革命、教育、文化宣
传工作,更强化了他们的中国意识,使他们只关心
中国事务,身处的“南洋”社会不过是“中国”这
个想象共同体的延伸。等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宣
布取消“双重国籍”时,东南亚华人才从迷茫和失
落状态中惊醒过来,发现原来“南洋”才是自己安
身立命的地方,所以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中国意识
阶段,这一时期的华文文学创作基本上属于“华侨
文学”或“侨民文艺”范畴。20世纪50年代以后,
东南亚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在西方殖民者相继
撤出的情况下,各国纷纷宣布脱离殖民统治,独立
建制,成为新兴的民族国家。政局的变化,促使那
些南来作家纷纷回归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也基本
上停止向东南亚移民的势头,本土出生的华文作家
逐渐占据华文文坛主流地位。华人作为当地的一个
民族而存在,思想观念发生很大变化,已由原来的
“叶落归根”转变为现在的“落地生根”。但是,
当华人将居住国视为安身立命之所时,东南亚各
国由于狭隘民族主义势力抬头,从20世纪50年代中
期至80年代,相继掀起了“排华”潮,当地政府
9月25日上午,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暨“鲁迅与现代文化价值重建”国际学术研讨会(第六届绍兴文化峰会)
在绍兴市咸亨大酒店隆重开幕。来自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20余位鲁迅研究
专家和社会各界代表与会。
此次活动由中国鲁迅研究会、绍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绍兴文理学院、乐山师范学院和浙江省鲁迅研究会
等单位共同举办,绍兴文理学院人文社科处、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四川郭沫若研
究中心和绍兴文理学院鲁迅研究院承办。
梁永锋 摄
绍兴这场重量级的峰会学术大咖云集
25
26
对华人社团、华校、华报逐步采取限制甚至禁闭措
施,各国华文文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不同程度地遭
受重创,反而促使东南亚华人怀念母国,产生浓厚
的中国情结,所以我们将这一阶段称之为中国情结
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打开国门,实
行改革开放政策,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一改过
去那种“闭关锁国”的政策,重新与东南亚国家建
立了邦交,国内许多科研单位和大学相继成立“海
外华文文学”研究机构,出版了一大批海外华文文
学作品,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隔绝经年之后
又重新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出于现实经济发展的需
要,东南亚各国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也相继调整了
对华政策,华人社会的三宝“社团、华校、华报”
纷纷复出,这个时期的东南亚华文作家或以个人名
义来中国旅游观光、负芨留学,或以团体形式来参
观访问、参加会议,都使他们自然而然获得了最直
接的中国经验,华文文学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可以称之为中国经验阶段。
一、鲁迅精神在中国意识阶段的显现。
鲁迅
虽然从未到过东南亚地区,但是包括他作品在内的
“五四”新文学在诞生之后就通过各种途径陆续
传到东南亚,并影响了东南亚华文作家的创作。尤
其是1920年以后,一些来自中国的左派文人,如林
独步、杜运燮、冯蕉衣、邹子孟、胡愈之、许杰、
巴人、汪金丁、吴天、连啸鸥、刘思、谭云山、铁
戈、张楚琨等作家来到南洋,极力宣传鲁迅作品及
其精神,扩大鲁迅的影响,塑造鲁迅的崇高形象,
鲁迅的作品自然成为众多华文作家创作模仿的对
象。比如,1923年5月17日,马来西亚《新国民日
报》上发表了南洋地区第一篇日记体白话小说《疯
人日记》(作者“瞿桓”),借鉴、模仿鲁迅小说
《狂人日记》的痕迹非常明显:无论篇名、人物、
题材,还是作品的结构、布局、描写手法和表现技
巧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篇小说在艺术水准和
思想深度方面无法与《狂人日记》相比,因为它缺
乏明确的主题意向,只是针对身边现实所发出的一
点小感想,不像鲁迅小说那样忧愤深广,直指“吃
人”的封建旧礼教和旧伦常,但正是它注意描绘身
边现实(南洋),使其具有了不同于《狂人日记》
(中国)的特征。
当然,将鲁迅精神在东南亚地区产生深刻影响
归功于南来文人(这些人中国意识浓厚)的推广显
然是不全面的,关键还是当时鲁迅精神非常契合广
大东南亚人民的迫切需要。当时东南亚国家(除泰
国之外)基本上与中国一样,都处于西方列强的殖
民统治之下,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鲁迅的那种直
面现实、不屈不挠的韧性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恰好
符合东南亚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反抗殖民统治和摆
脱被奴役状态的心声。东南亚华文文学自发轫起,
基本上就与中国现代文坛同步共振,比如中国发生
的革命文学运动、文艺大众化运动、两个口号论
争、抗战文学运动等等在东南亚华文文坛都获得了
遥相呼应的效果,尤其是抗战文学运动在南洋掀起
“文化现实化运动”,大大强化了东南亚华文文学
的现实主义传统,从中不难看出鲁迅精神的强烈影
响。“这种现实主义传统在创作内容上根植于自身
脚下的现实土壤,在理论思潮上则往往呼应于中国
大陆的文学形势。”
[1]
正如著名马华文学史家方
修所指出的那样:“马华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中,
始终受到中国新文学的深刻影响。不但马华新文学
的诞生,是渊源于中国新文学运动,其后的发皇滋
长,也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例如一九二五年以后的文学团体的繁兴,一九二八
——
间的大众语运动,一九三七年以后的抗战文艺运
动,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救亡戏剧运动,通俗文学
运动,文艺通讯运动等等,就都是各时期的中国现
代文艺思潮振荡辐射的余波。在作者作品方面,中
国作家的创作风格,文学技巧等等,也常常成为马
华作者吸取滋养的对象。如鲁迅的小说、杂文;郭
沫若、艾青、臧克家、田间等人的诗,就都有许多
仿……
[2]
。方修虽然指的是马华文
学,实际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文学大致情形也
和马华文学差不多,这个时期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创
作者基本上以中国南来作者居多,再加上华人圈内
中国意识渐趋浓厚,向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
家取经学习显然是顺理成章之事。即使是那些处于
弱势的提倡“南洋色彩”、强调“文艺独特性”的
书写者由于本质上也是关注社会人生,关心民生疾
苦,同样承继了中国“五四”现实主义传统和鲁迅
所强调的“直面现实”的精神。
二、鲁迅精神在中国情结阶段的显现。
二战结
束后,西方列强恢复了对东南亚地区的殖民统治,
却不同程度地遭到当地居民的反抗,这种反殖民运
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当东南亚各国相
继脱离殖民统治建立新兴的民族国家之后,大部分
国家却由于害怕中国强大的政权和“赤化”的现
实,不但与中国大陆隔绝往来,还对自己国内的华
人(已经内化为当地的一大民族)心存怀疑。这种
对华人是否效忠国家的怀疑直接导致“排华”浪潮
的兴起,各国政府都对华人社团、华校、华报等采
取限制甚至禁闭政策,有的国家还发生大规模的针
对华人的骚乱,造成种族大冲突的流血事件,使东
南亚地区出现华人“再移民”现象。这样一种不安
定的生存状态一直到80年代为止始终伴随着东南亚
华人,令他们处于十分尴尬的境遇。
对于东南亚华人来说,一方面,他们的中国
意识已经淡出,代之而起的是中国情结,思想心态
由“叶落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另一方面,
国家政府不信任他们,使之边缘化,同时采取各种
方法同化他们。这就形成悖论:在狭隘民族主义思
想、文化相互隔膜以及华人经济上占主导地位从而
引起误解的情况下,只要东南亚华人一天不放弃中
国情结,东南亚各国政府就会对华人一天不信任。
反过来,只要政府一天不信任华人,对华人进行压
制,华人就一天不会放弃中国情结。他们向母体文
化找寻动力,为日趋边缘的漂泊心灵寻求精神上的
慰藉。李亦园将这种行为称为拯救民族文化的“本
土运动”,所谓“本土运动,是指两个文化接触之
时,某一文化的部分成员(因感于外来文化的压力)
企图保存或恢复其传统文化的若干形相之有意的及
有组织的行动”
[3]
。东南亚华文文学由此陷入挣
扎求存时期,此时的东南亚华文文学把诸如政治、
宗教、种族、教育等敏感问题都视为表现禁区,很
多时候只能采用隐喻、象征、暗示、寓意等现代派
手法进行创作,从中又或明或暗地体现了鲁迅的韧
性战斗精神和深广的忧患意识。“醒来的时候/听
到乌鸦在屋顶上/黑暗的阴影便蒙下来//禅坐在那里
抖擞/同样看得见听得到/驱逐的办法就转不来/一部
重卡车轰入门槛/隆隆的声音怎样也化不开”(艾
文的《困》)。这是一首表现马来西亚华人为了争
取公民权、民族平等、华文教育等权益而写的诗,
华人的权益和文化归属问题一直被马来西亚当局所
压制,就像层层阴影笼罩着一切,无法得见阳光,
诗人艾文以这样一种隐晦暗示的方式委婉曲折地抒
发心中的苦闷和焦虑。可见,即使现实政治风声鹤
唳,诗人也未放弃韧性的战斗精神。
三、鲁迅精神在中国经验阶段的显现。
20世纪
80年代以后,随着东南亚各国将重心转移到经济建
设方面,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收敛;加上中国
也进行了改革开放,东南亚各国相继与中国恢复了
邦交,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
展。东南亚华文作家开始较为频繁地来往于中国大
陆,获得了更多的中国经验。中国经验不同于中国
情结投射于文化中国,它直接感受的对象是现实中
国,是现在的中国给作家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一种
记忆的产物。东南亚华文作家拥有中国经验之后,
也就获得了一项创作资源,丰富了东南亚华文文学
的创作世界。在中国经验阶段,东南亚华文文学亦
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
代主义抑或后现代主义作品各展身姿,抒情、写
实、叙事的作品各放异彩,这种“众声喧哗”的多
元化格局与东南亚各国的社会文化趋向多元的总体
趋势是相适应的。
但是,随着东南亚社会现代化、工业化程度的
加快,再加上多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式微所
造成的社会整体华文水平下降,东南亚华文文学仍
然面临多重困境,这种困境因科技的发展、商业化
因素的介入显得更加暧昧和复杂。这对于刚刚在国
家政治高压下得以喘息的东南亚华文文学来说,无
疑是雪上加霜,本来已处于国家文学边缘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再次被社会和文化抛弃,陷入一种既尴尬
又令人悲哀的困境当中,“那只墙脚慵懒的蜘蛛/把
网摆在屋外曝晒/呕吐逐日淡薄的诗句”(陈强华的
《和遽变的文字》)。事实上,文学日趋沉沦与边
缘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随着工业文明、商业文
明的发达,技术主义和金钱主义至上必然导致文学
边缘化或沦为消费产品。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
[3]
李亦园:《东南亚华侨的本土运动》,《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上),台北中正书局,1963年版。
[1]
黄万华:《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2]
方修:《新马文学史论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联合出版,1986年,第19页。
· 先生永生
· 先生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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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人社团、华校、华报逐步采取限制甚至禁闭措
施,各国华文文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不同程度地遭
受重创,反而促使东南亚华人怀念母国,产生浓厚
的中国情结,所以我们将这一阶段称之为中国情结
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打开国门,实
行改革开放政策,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一改过
去那种“闭关锁国”的政策,重新与东南亚国家建
立了邦交,国内许多科研单位和大学相继成立“海
外华文文学”研究机构,出版了一大批海外华文文
学作品,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隔绝经年之后
又重新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出于现实经济发展的需
要,东南亚各国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也相继调整了
对华政策,华人社会的三宝“社团、华校、华报”
纷纷复出,这个时期的东南亚华文作家或以个人名
义来中国旅游观光、负芨留学,或以团体形式来参
观访问、参加会议,都使他们自然而然获得了最直
接的中国经验,华文文学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可以称之为中国经验阶段。
一、鲁迅精神在中国意识阶段的显现。
鲁迅
虽然从未到过东南亚地区,但是包括他作品在内的
“五四”新文学在诞生之后就通过各种途径陆续
传到东南亚,并影响了东南亚华文作家的创作。尤
其是1920年以后,一些来自中国的左派文人,如林
独步、杜运燮、冯蕉衣、邹子孟、胡愈之、许杰、
巴人、汪金丁、吴天、连啸鸥、刘思、谭云山、铁
戈、张楚琨等作家来到南洋,极力宣传鲁迅作品及
其精神,扩大鲁迅的影响,塑造鲁迅的崇高形象,
鲁迅的作品自然成为众多华文作家创作模仿的对
象。比如,1923年5月17日,马来西亚《新国民日
报》上发表了南洋地区第一篇日记体白话小说《疯
人日记》(作者“瞿桓”),借鉴、模仿鲁迅小说
《狂人日记》的痕迹非常明显:无论篇名、人物、
题材,还是作品的结构、布局、描写手法和表现技
巧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篇小说在艺术水准和
思想深度方面无法与《狂人日记》相比,因为它缺
乏明确的主题意向,只是针对身边现实所发出的一
点小感想,不像鲁迅小说那样忧愤深广,直指“吃
人”的封建旧礼教和旧伦常,但正是它注意描绘身
边现实(南洋),使其具有了不同于《狂人日记》
(中国)的特征。
当然,将鲁迅精神在东南亚地区产生深刻影响
归功于南来文人(这些人中国意识浓厚)的推广显
然是不全面的,关键还是当时鲁迅精神非常契合广
大东南亚人民的迫切需要。当时东南亚国家(除泰
国之外)基本上与中国一样,都处于西方列强的殖
民统治之下,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鲁迅的那种直
面现实、不屈不挠的韧性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恰好
符合东南亚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反抗殖民统治和摆
脱被奴役状态的心声。东南亚华文文学自发轫起,
基本上就与中国现代文坛同步共振,比如中国发生
的革命文学运动、文艺大众化运动、两个口号论
争、抗战文学运动等等在东南亚华文文坛都获得了
遥相呼应的效果,尤其是抗战文学运动在南洋掀起
“文化现实化运动”,大大强化了东南亚华文文学
的现实主义传统,从中不难看出鲁迅精神的强烈影
响。“这种现实主义传统在创作内容上根植于自身
脚下的现实土壤,在理论思潮上则往往呼应于中国
大陆的文学形势。”
[1]
正如著名马华文学史家方
修所指出的那样:“马华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中,
始终受到中国新文学的深刻影响。不但马华新文学
的诞生,是渊源于中国新文学运动,其后的发皇滋
长,也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例如一九二五年以后的文学团体的繁兴,一九二八
——
间的大众语运动,一九三七年以后的抗战文艺运
动,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救亡戏剧运动,通俗文学
运动,文艺通讯运动等等,就都是各时期的中国现
代文艺思潮振荡辐射的余波。在作者作品方面,中
国作家的创作风格,文学技巧等等,也常常成为马
华作者吸取滋养的对象。如鲁迅的小说、杂文;郭
沫若、艾青、臧克家、田间等人的诗,就都有许多
仿……
[2]
。方修虽然指的是马华文
学,实际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文学大致情形也
和马华文学差不多,这个时期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创
作者基本上以中国南来作者居多,再加上华人圈内
中国意识渐趋浓厚,向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
家取经学习显然是顺理成章之事。即使是那些处于
弱势的提倡“南洋色彩”、强调“文艺独特性”的
书写者由于本质上也是关注社会人生,关心民生疾
苦,同样承继了中国“五四”现实主义传统和鲁迅
所强调的“直面现实”的精神。
二、鲁迅精神在中国情结阶段的显现。
二战结
束后,西方列强恢复了对东南亚地区的殖民统治,
却不同程度地遭到当地居民的反抗,这种反殖民运
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当东南亚各国相
继脱离殖民统治建立新兴的民族国家之后,大部分
国家却由于害怕中国强大的政权和“赤化”的现
实,不但与中国大陆隔绝往来,还对自己国内的华
人(已经内化为当地的一大民族)心存怀疑。这种
对华人是否效忠国家的怀疑直接导致“排华”浪潮
的兴起,各国政府都对华人社团、华校、华报等采
取限制甚至禁闭政策,有的国家还发生大规模的针
对华人的骚乱,造成种族大冲突的流血事件,使东
南亚地区出现华人“再移民”现象。这样一种不安
定的生存状态一直到80年代为止始终伴随着东南亚
华人,令他们处于十分尴尬的境遇。
对于东南亚华人来说,一方面,他们的中国
意识已经淡出,代之而起的是中国情结,思想心态
由“叶落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另一方面,
国家政府不信任他们,使之边缘化,同时采取各种
方法同化他们。这就形成悖论:在狭隘民族主义思
想、文化相互隔膜以及华人经济上占主导地位从而
引起误解的情况下,只要东南亚华人一天不放弃中
国情结,东南亚各国政府就会对华人一天不信任。
反过来,只要政府一天不信任华人,对华人进行压
制,华人就一天不会放弃中国情结。他们向母体文
化找寻动力,为日趋边缘的漂泊心灵寻求精神上的
慰藉。李亦园将这种行为称为拯救民族文化的“本
土运动”,所谓“本土运动,是指两个文化接触之
时,某一文化的部分成员(因感于外来文化的压力)
企图保存或恢复其传统文化的若干形相之有意的及
有组织的行动”
[3]
。东南亚华文文学由此陷入挣
扎求存时期,此时的东南亚华文文学把诸如政治、
宗教、种族、教育等敏感问题都视为表现禁区,很
多时候只能采用隐喻、象征、暗示、寓意等现代派
手法进行创作,从中又或明或暗地体现了鲁迅的韧
性战斗精神和深广的忧患意识。“醒来的时候/听
到乌鸦在屋顶上/黑暗的阴影便蒙下来//禅坐在那里
抖擞/同样看得见听得到/驱逐的办法就转不来/一部
重卡车轰入门槛/隆隆的声音怎样也化不开”(艾
文的《困》)。这是一首表现马来西亚华人为了争
取公民权、民族平等、华文教育等权益而写的诗,
华人的权益和文化归属问题一直被马来西亚当局所
压制,就像层层阴影笼罩着一切,无法得见阳光,
诗人艾文以这样一种隐晦暗示的方式委婉曲折地抒
发心中的苦闷和焦虑。可见,即使现实政治风声鹤
唳,诗人也未放弃韧性的战斗精神。
三、鲁迅精神在中国经验阶段的显现。
20世纪
80年代以后,随着东南亚各国将重心转移到经济建
设方面,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收敛;加上中国
也进行了改革开放,东南亚各国相继与中国恢复了
邦交,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
展。东南亚华文作家开始较为频繁地来往于中国大
陆,获得了更多的中国经验。中国经验不同于中国
情结投射于文化中国,它直接感受的对象是现实中
国,是现在的中国给作家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一种
记忆的产物。东南亚华文作家拥有中国经验之后,
也就获得了一项创作资源,丰富了东南亚华文文学
的创作世界。在中国经验阶段,东南亚华文文学亦
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
代主义抑或后现代主义作品各展身姿,抒情、写
实、叙事的作品各放异彩,这种“众声喧哗”的多
元化格局与东南亚各国的社会文化趋向多元的总体
趋势是相适应的。
但是,随着东南亚社会现代化、工业化程度的
加快,再加上多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式微所
造成的社会整体华文水平下降,东南亚华文文学仍
然面临多重困境,这种困境因科技的发展、商业化
因素的介入显得更加暧昧和复杂。这对于刚刚在国
家政治高压下得以喘息的东南亚华文文学来说,无
疑是雪上加霜,本来已处于国家文学边缘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再次被社会和文化抛弃,陷入一种既尴尬
又令人悲哀的困境当中,“那只墙脚慵懒的蜘蛛/把
网摆在屋外曝晒/呕吐逐日淡薄的诗句”(陈强华的
《和遽变的文字》)。事实上,文学日趋沉沦与边
缘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随着工业文明、商业文
明的发达,技术主义和金钱主义至上必然导致文学
边缘化或沦为消费产品。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
[3]
李亦园:《东南亚华侨的本土运动》,《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上),台北中正书局,1963年版。
[1]
黄万华:《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2]
方修:《新马文学史论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联合出版,1986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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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华文作家写作开始呈现出“个人化写作”趋
向,这是华文文学和华文作家不断边缘化后的自我
调整,将写作与社会、时代以及个人生存所具有的
复杂关系显露出来的一种写作方式,对比20世纪
70、80年代,这个阶段的作家显然少了鲁迅所强调
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少了坚持对中华文化的认
同、为争取华教和华文的合法性而努力和以“敢为
天下先”的精神引领华族对抗压抑政治的精神。这
种情况下,弘扬鲁迅精神,陶冶作家灵魂,革新华
人文化就显得非常重要。令人欣喜的是,还是有一
部分东南亚华文作家坚持以鲁迅精神为指引,坚持
有历史担当意识的创作,但正如朱崇科所说:“鲁
迅在当代南洋社会日益被压缩为繁复生活中的点
缀。对于坚守不同创作手法的作家来说,鲁迅传统
的角色和作用亦不相同:现实主义者依然模仿鲁迅
再现现实;寓言式的书写策略则以相对晦涩的方式
向鲁迅致敬;而后现代主义者对鲁迅的借用则可能
变成了一边解构,一边接着说。”
[4]
从以上梳理中可以发现,鲁迅精神贯穿了东
南亚华文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鲁迅对东南亚华文
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正如马来西亚学者
章翰所说:“鲁迅先生是对马华文艺影响最大、最
广……
域,就是在新马社会运动的各条战线,鲁迅的影响
也是巨大而深远的。长期以来,确切地说,自鲁迅
逝世后的40年,鲁迅的高大形象,一直鼓舞着人民
为正义的事业而奋斗。鲁迅一直是本地文艺工作
者、知识分子学习的光辉典范。我们找不到第二
个中国作家,在马来西亚有像鲁迅那样的崇高威
信。”
[5]
学习鲁迅精神,模仿鲁迅的艺术表达方式
和表现技巧,这对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毫无疑
问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然而,新加坡学者王润华却提出了迥然不同
的观点,对于鲁迅精神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的关
——
鲁迅与新马后殖民文学》一文里,通过梳理鲁迅作
为经典对新马华文文学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本来被人从中国殖
植过来,是要学习他反殖民、反旧文化,彻底革
命,可是最终为了拿出民族主义与中国中心思想来
与欧洲文化中心抗衡,却把鲁迅变成另一种殖民文
化,尤其在文学思想、形式、题材与风格上。”
[6]
很显然,这是王润华挪借近年来学术界非常盛
行的西方“后殖民”理论,对鲁迅精神及其作品影
响东南亚华文文学这一事实所作的一种理论思考。
“当五四新文学为中心的文学观成为殖民文化的主
导思潮,只有被来自中国中心的文学观所认同的生
活经验或文学技巧形式,才能被人接受,因此不少
新马写作人,从战前到战后,一直到今天,受困于
模仿与学习某些五四新文学的经典作品。来自中心
的真确性(authenticity)拒绝本土作家去寻找新题
材、新形式,因此不少人被迫去写远离新马殖民地
的生活经验。”
[7]
这里的潜台词是,鲁迅为代表的
“五四”新文学经典是新马写作人的“殖民者”,
作为文化霸权抑制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本土化进
程。这是典型的“后殖民”话语。
像王润华这样以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自居,主张
去除“中国中心主义”,试图摆脱东南亚华文文学
身上的“中国影响”,已形成了一股思潮。这股思
潮的旗手除了王润华之外,还有马来西亚学者黄锦
树、张锦忠、林建国以及张光达等人。他们都认为
后殖民理论对马华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颇
为重要,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如黄锦树说:
“马来西亚华人的复杂身份/马华文学的复杂性,早
已(早该)是后殖民的议题。后殖民论述提供了理
论的资源及大量的个案供参照,马华文学是现成、
有待开发的反思场域。”
[8]
张锦忠也说:“不管
南洋色彩是否压抑的置换,只有以本土意识反抗中
国文化霸权而产生的南洋文艺,才可能具有南洋文
化属性或南洋意识。”
[9]
具有留台背景的林建国还
受台湾有关“断奶”言论的影响,甚至提出震动
华文坛的“断奶”说,引起众多本土学者如方修
陈雪风等人的强烈批判。不管怎样,黄锦树等人
意图同样是彰显“本土性”(即南洋色彩)而排
“中国性”(即中国影响),“中国性的表现形
和叙述语言乃是中国文化象征符码系统的惯性运
作,中国性并不只是文字技巧那般简单,其中的
国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定着马来西亚的中国文学还是马来西亚的华文/中文
……
文学失掉主体性,成为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文学的
属,成为大中国文学中心的边缘点缀。认清中国
所带来的危机和障碍,迅速作出调整转化,把毒
果断的切除,无疑是所有马华作家的重大任务。
[10]
针对王润华等学者的反思,我们有必要弄清楚
何谓“后殖民”理论?“后殖民”理论又称“文
殖民主义”(cultural colonialism),是一种对西
方文化统治和霸权挑战的理论,代表性学者有赛
德、斯皮瓦克、霍米
巴巴等。在后殖民学者看来,
第一世界(西方)对第三世界(不发达地区)进
了话语控制。这种控制以当今世界上通用的科学
语形式为基础。这些话语形式可以有效地消解纳
其中的任何反对意见,而使反对意见本身成为它
容纳性和客观性证明。如人类学、人类文化学、
学、政治学这样的系统话语形式不仅本身就是西
的,而且还被强调为世界性的普遍客观知识。在
们所形成的强大的话语支配领域中,第三世界的
化和知识不得不处于屈从和边缘的地位,自然也
无法伸张与西方话语平等的合法性。结果是,第
世界在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知识形式和历史时
到无力和焦虑,完全受制于第一世界的话语体系
正是依循这样的理论逻辑,王润华虚构了一个以
迅为代表的“中国中心主义”,相当于第一世界
话语体系,对他们本土的华文文学这一第三世界
话语体系构成“后殖民”关系,使得本土华文文
形塑自己时必须借助“中国中心主义”的思想与
化,从而无法摆脱鲁迅等人的深刻影响与制约。
以他认为,本土华文文学必须以本土性的建构来
抗“中国中心主义”的话语控制,也就是摆脱“中
国影响”。
但是,我们仔细分析王润华把以鲁迅为代表
的中国文学经典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影响看成是一
种文化殖民关系,觉得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如
前所述,“后殖民”理论集中关注的是第三世界国
家和民族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文化上的关系。这
里的前提是,在历史上西方宗主国曾经对第三世界
国家进行过赤裸裸的直接统治,使这些国家或彻底
或部分地丧失了自己的国家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即20世纪4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纷纷独
立,取得了国家主权,摆脱了西方宗主国的直接控
制,但是由于客观原因,它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
上仍然无法彻底摆脱对于原西方宗主国的依赖。如
果没有这个前提,也就没有所谓的“后殖民”关系
了。所以,把同属于第三世界、曾经都被西方列强
殖民过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在文化上的互相影响看
成是“后殖民”关系,从本质上说,纯属无稽之
谈。王润华、黄锦树等人出于东南亚华文文学本土
性建构的焦虑,对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之间
的关系作出新的思考,虽不无偏激,但从根本上
说,出发点是好的。如果抛弃后殖民视角的偏狭,
他们实际上是把如何正确看待鲁迅等中国文学经典
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产生影响的问题呈现在了我们面
前。
我们以鲁迅精神在东南亚华文文坛的传播与
接受来看,鲁迅作品作为中国文化/文学传统的一
部分,它被东南亚华文文学作为师法对象予以承继
之后,已经较好地和本土现实、本土文化/文学传
统结合起来,变得富有南洋色彩了。比如新加坡华
文作家黄孟文于1968年发表小说《再见惠兰的时
候》,一看就是受鲁迅小说《故乡》的启示与影响
而创作的。“两作中‘我’的儿时伙伴都是那么的
聪颖灵慧活泼可爱,他(她)们又都是因为生活的
……
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两作之间的差异:《故乡》
所描写的是一幅近代中国农村破产的图像,闰土这
一形象的意义主要的在于揭示出那个时代的中国农
民由精神上的摧残所导致的麻木。而《再见惠兰的
时候》写的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马来西亚农村的贫
[4]
朱崇科:《鲁迅在南洋的文统》,《文艺研究》2015年第11期。
[5]
章翰:《鲁迅与马华新文艺》,新加坡风华出版社1977年版,第1页。
[6]
王润华:《越界跨国文学解读》,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17页。
[7]
王润华《越界跨国文学解读》,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19页。
[8]
黄锦树:《学、《中2942000937
[9]
张锦忠:《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版,第106页。
[10]
张光达《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史)观》,吉隆坡《人文杂志》,2000年3月,第114-115页。
[11]
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 先生永生
· 先生永生
27
28
东南亚华文作家写作开始呈现出“个人化写作”趋
向,这是华文文学和华文作家不断边缘化后的自我
调整,将写作与社会、时代以及个人生存所具有的
复杂关系显露出来的一种写作方式,对比20世纪
70、80年代,这个阶段的作家显然少了鲁迅所强调
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少了坚持对中华文化的认
同、为争取华教和华文的合法性而努力和以“敢为
天下先”的精神引领华族对抗压抑政治的精神。这
种情况下,弘扬鲁迅精神,陶冶作家灵魂,革新华
人文化就显得非常重要。令人欣喜的是,还是有一
部分东南亚华文作家坚持以鲁迅精神为指引,坚持
有历史担当意识的创作,但正如朱崇科所说:“鲁
迅在当代南洋社会日益被压缩为繁复生活中的点
缀。对于坚守不同创作手法的作家来说,鲁迅传统
的角色和作用亦不相同:现实主义者依然模仿鲁迅
再现现实;寓言式的书写策略则以相对晦涩的方式
向鲁迅致敬;而后现代主义者对鲁迅的借用则可能
变成了一边解构,一边接着说。”
[4]
从以上梳理中可以发现,鲁迅精神贯穿了东
南亚华文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鲁迅对东南亚华文
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正如马来西亚学者
章翰所说:“鲁迅先生是对马华文艺影响最大、最
广……
域,就是在新马社会运动的各条战线,鲁迅的影响
也是巨大而深远的。长期以来,确切地说,自鲁迅
逝世后的40年,鲁迅的高大形象,一直鼓舞着人民
为正义的事业而奋斗。鲁迅一直是本地文艺工作
者、知识分子学习的光辉典范。我们找不到第二
个中国作家,在马来西亚有像鲁迅那样的崇高威
信。”
[5]
学习鲁迅精神,模仿鲁迅的艺术表达方式
和表现技巧,这对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毫无疑
问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然而,新加坡学者王润华却提出了迥然不同
的观点,对于鲁迅精神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的关
——
鲁迅与新马后殖民文学》一文里,通过梳理鲁迅作
为经典对新马华文文学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本来被人从中国殖
植过来,是要学习他反殖民、反旧文化,彻底革
命,可是最终为了拿出民族主义与中国中心思想来
与欧洲文化中心抗衡,却把鲁迅变成另一种殖民文
化,尤其在文学思想、形式、题材与风格上。”
[6]
很显然,这是王润华挪借近年来学术界非常盛
行的西方“后殖民”理论,对鲁迅精神及其作品影
响东南亚华文文学这一事实所作的一种理论思考。
“当五四新文学为中心的文学观成为殖民文化的主
导思潮,只有被来自中国中心的文学观所认同的生
活经验或文学技巧形式,才能被人接受,因此不少
新马写作人,从战前到战后,一直到今天,受困于
模仿与学习某些五四新文学的经典作品。来自中心
的真确性(authenticity)拒绝本土作家去寻找新题
材、新形式,因此不少人被迫去写远离新马殖民地
的生活经验。”
[7]
这里的潜台词是,鲁迅为代表的
“五四”新文学经典是新马写作人的“殖民者”,
作为文化霸权抑制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本土化进
程。这是典型的“后殖民”话语。
像王润华这样以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自居,主张
去除“中国中心主义”,试图摆脱东南亚华文文学
身上的“中国影响”,已形成了一股思潮。这股思
潮的旗手除了王润华之外,还有马来西亚学者黄锦
树、张锦忠、林建国以及张光达等人。他们都认为
后殖民理论对马华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颇
为重要,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如黄锦树说:
“马来西亚华人的复杂身份/马华文学的复杂性,早
已(早该)是后殖民的议题。后殖民论述提供了理
论的资源及大量的个案供参照,马华文学是现成、
有待开发的反思场域。”
[8]
张锦忠也说:“不管
南洋色彩是否压抑的置换,只有以本土意识反抗中
国文化霸权而产生的南洋文艺,才可能具有南洋文
化属性或南洋意识。”
[9]
具有留台背景的林建国还
受台湾有关“断奶”言论的影响,甚至提出震动马
华文坛的“断奶”说,引起众多本土学者如方修、
陈雪风等人的强烈批判。不管怎样,黄锦树等人的
意图同样是彰显“本土性”(即南洋色彩)而排斥
“中国性”(即中国影响),“中国性的表现形态
和叙述语言乃是中国文化象征符码系统的惯性运
作,中国性并不只是文字技巧那般简单,其中的中
国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决
定着马来西亚的中国文学还是马来西亚的华文/中文
……
文学失掉主体性,成为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文学的附
属,成为大中国文学中心的边缘点缀。认清中国性
所带来的危机和障碍,迅速作出调整转化,把毒瘤
果断的切除,无疑是所有马华作家的重大任务。”
[10]
针对王润华等学者的反思,我们有必要弄清楚
何谓“后殖民”理论?“后殖民”理论又称“文化
殖民主义”(cultural colonialism),是一种对西
方文化统治和霸权挑战的理论,代表性学者有赛义
德、斯皮瓦克、霍米
巴巴等。在后殖民学者看来,
第一世界(西方)对第三世界(不发达地区)进行
了话语控制。这种控制以当今世界上通用的科学话
语形式为基础。这些话语形式可以有效地消解纳入
其中的任何反对意见,而使反对意见本身成为它的
容纳性和客观性证明。如人类学、人类文化学、哲
学、政治学这样的系统话语形式不仅本身就是西方
的,而且还被强调为世界性的普遍客观知识。在它
们所形成的强大的话语支配领域中,第三世界的文
化和知识不得不处于屈从和边缘的地位,自然也就
无法伸张与西方话语平等的合法性。结果是,第三
世界在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知识形式和历史时感
到无力和焦虑,完全受制于第一世界的话语体系。
正是依循这样的理论逻辑,王润华虚构了一个以鲁
迅为代表的“中国中心主义”,相当于第一世界的
话语体系,对他们本土的华文文学这一第三世界的
话语体系构成“后殖民”关系,使得本土华文文学
形塑自己时必须借助“中国中心主义”的思想与文
化,从而无法摆脱鲁迅等人的深刻影响与制约。所
以他认为,本土华文文学必须以本土性的建构来反
抗“中国中心主义”的话语控制,也就是摆脱“中
国影响”。
但是,我们仔细分析王润华把以鲁迅为代表
的中国文学经典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影响看成是一
种文化殖民关系,觉得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如
前所述,“后殖民”理论集中关注的是第三世界国
家和民族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文化上的关系。这
里的前提是,在历史上西方宗主国曾经对第三世界
国家进行过赤裸裸的直接统治,使这些国家或彻底
或部分地丧失了自己的国家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即20世纪4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纷纷独
立,取得了国家主权,摆脱了西方宗主国的直接控
制,但是由于客观原因,它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
上仍然无法彻底摆脱对于原西方宗主国的依赖。如
果没有这个前提,也就没有所谓的“后殖民”关系
了。所以,把同属于第三世界、曾经都被西方列强
殖民过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在文化上的互相影响看
成是“后殖民”关系,从本质上说,纯属无稽之
谈。王润华、黄锦树等人出于东南亚华文文学本土
性建构的焦虑,对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之间
的关系作出新的思考,虽不无偏激,但从根本上
说,出发点是好的。如果抛弃后殖民视角的偏狭,
他们实际上是把如何正确看待鲁迅等中国文学经典
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产生影响的问题呈现在了我们面
前。
我们以鲁迅精神在东南亚华文文坛的传播与
接受来看,鲁迅作品作为中国文化/文学传统的一
部分,它被东南亚华文文学作为师法对象予以承继
之后,已经较好地和本土现实、本土文化/文学传
统结合起来,变得富有南洋色彩了。比如新加坡华
文作家黄孟文于1968年发表小说《再见惠兰的时
候》,一看就是受鲁迅小说《故乡》的启示与影响
而创作的。“两作中‘我’的儿时伙伴都是那么的
聪颖灵慧活泼可爱,他(她)们又都是因为生活的
……
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两作之间的差异:《故乡》
所描写的是一幅近代中国农村破产的图像,闰土这
一形象的意义主要的在于揭示出那个时代的中国农
民由精神上的摧残所导致的麻木。而《再见惠兰的
时候》写的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马来西亚农村的贫
[4]
朱崇科:《鲁迅在南洋的文统》,《文艺研究》2015年第11期。
[5]
章翰:《鲁迅与马华新文艺》,新加坡风华出版社1977年版,第1页。
[6]
王润华:《越界跨国文学解读》,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17页。
[7]
王润华《越界跨国文学解读》,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19页。
[8]
黄锦树:《学、《中2942000937
[9]
张锦忠:《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台北麦田出版2003年版,第106页。
[10]
张光达《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史)观》,吉隆坡《人文杂志》,2000年3月,第114-115页。
[11]
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一卷),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 先生永生
· 先生永生
29
30
困现实,惠兰的意义则主要的表现为贫困使才华夭
折。”
[11]
所以,《再见惠兰的时候》是典型的新马
华文文学文本,它里面所出现的“锌板屋”、“移
殖区”、“甲巴拉”、“邦达布”、“水客”、
“读红毛书”诸如此类的词汇与风物也是南洋所特
有的。因而,在当前东南亚华文文库空虚的情况
下,向中国新文学学习,奉鲁迅等经典作家作品为
典范是东南亚华文文学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与东
南亚本土文化/文学传统的建构并不矛盾。所以,当
下如何继续弘扬鲁迅精神,对于提升和促进东南亚
华文文学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要弘扬鲁迅敢于直面现实的精神。
20世
纪90年代之后东南亚各国也与中国一样,相继进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文化钳制
也相应减弱,华文文学创作得以快速发展和繁荣,
但其中我们又很无奈地看到华文文学创作不可避免
地走向快餐化、商业化的轨道,涌现出以言情、猎
奇、窥探隐私、性描写、同志书写等为代表的媚俗
作品,快餐化作品增多,长篇巨制越来越少,那种
为华族安身立命,具有深刻历史精神和现实人文关
怀的作品日益缺乏,趋利意识淡化了深刻的审美追
求。实际上,这个时期东南亚华文作家所面对的社
会状况、爱情、婚姻与家庭伦理等问题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要复杂,更加迫切需要鲁迅那种为了“揭出
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且敢于“直面惨淡的人
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砭锢疾不留情面”等深
刻的启蒙主义与现实主义批判精神,我们呼唤那种
反思历史、表现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以及批判各种
社会陋习的作品。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东南
亚华文作家都像鲁迅那样抨击时弊、直面现实,但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代表着先进文化方向的文
学才能产生积极进步的作用,只有有良知和责任感
的作家才能引领社会进步、促进民心向上。
其次要弘扬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
鲁迅认为
“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
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
脊梁”,悲叹“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
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
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给予逃
亡”《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从这里可以看出,
鲁迅称赞的是那种敢想、敢说、敢作、敢当的人,
对“少有韧性的反抗”的现象深恶痛绝。这就要求
新时代的东南亚华文作家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发展
形势,不能逃避现实和缺乏斗争意识。因为虽然整
个东南亚地区政治环境相比以前有所宽松,但东南
亚华人在居住国的地位以及作为公民应该享有的权
利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善,东南亚华文作家应该汲取
鲁迅韧性的战斗精神,多一些“执着”意识,写出
别人“不愿写,不敢写”的作品来。
最后要弘扬鲁迅无畏的牺牲精神。
所谓牺牲精
神更多地体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和献
身精神,归根结底是对“人”的终极关怀,是对祖
国和人民的深沉挚爱。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
强调“立人”的重要性,并认为“立人”必须“尊
个性而张精神”,必须努力改造国民的弱点。“鲁
迅的‘立人’ 思想,和这样一种九死不悔,百折不
挠的执著追求与奋斗精神,正是本世纪不断奋起,
不断受挫,仍然挣扎的民族历史的精神结晶”[ 钱理
群:《走进当代的鲁迅·鲁迅与20世纪中国》,北
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就要求新时代的东南
亚华文文学,在人类关怀与人性探讨方面要继续鲁
迅“娜拉走后怎样”和“首在立人”的课题,深入
探讨南洋的阿Q、祥林嫂、闰土、子君与涓生们的现
代命运,批判东南亚华人的奴性思想、苟活心理和
自私、冷漠的灵魂,从而表现出博大、深邃的人文
关怀与理性精神。只有这样,东南亚华文作家才能
成为东南亚华族的代言人,帮助东南亚华人维护人
的尊严,照亮人的生活,明白人的真谛,塑造出彻
底摆脱奴性、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精神的“理想人
性”。
弘扬鲁迅精神,推进东南亚华文文学向前发
展,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只要东南亚华文作家能够
站在广大华人的立场上,充满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
感,关心华人的生活和疾苦,保持独立的人格精
神,不懈地去追求真理和理想,能够真正坚持开放
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遵从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
特点和规律,发挥文学作品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就
一定能为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积
极的贡献。
作者简介:
朱文斌,男,文学博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海外华文文
学与华人文化方面的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海外华文文
学学术史研究》(17AZW020)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 先生永生
《故乡》创作于1921年,以鲁迅最后一次回绍
兴时的真实经历为蓝本,字字浸透着他为民族觉醒、
解放与复兴而奋斗一生的意志。绍兴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胡敏在致辞中表示,当地将以鲁迅《故乡》作为链
接世界文化的符号,开展“中日韩同上一堂课”“赴
鲁迅《故乡》美食之约”等纪念《故乡》发表100周
年系列活动。
鲁迅一生为民族“呐喊”,曾经求学南京、东
渡日本等,最终长眠于上海。丰富的经历赋予了鲁迅
对“故乡”的深刻情感,也为现代城市发展与文化交
流奠定了基础。
“鲁迅先生最后十年在上海虹口度过,如今鲁
迅精神已经深深融入到了虹口城区发展中。”上海市
虹口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强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虹口与绍兴因先生而结缘,虹口愿与绍兴进一步深化
交流与合作,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为在世界范围
内弘扬鲁迅文化和鲁迅精神作出贡献。
为纪念这位“文学巨匠”,中日韩还将《故
乡》列为教科书中的经典篇目,三国在寻找“精神故
乡”和推动东亚文化交流方面有着强烈的共鸣。
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飞在现场
谈及,鲁迅作为“文化符号”,不仅是中国的,是亚
洲的,更是全世界的,希望鲁迅作品和鲁迅精神可以
成为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
日本立宪民主党众议员、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干
事长近藤昭一在视频致辞中表示,故乡,顾名思义是
指一个地方,但它也可以指人的内心,因此这次大会
也是为了推进人与人、心与心之间的交流。
韩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金辰坤在视频致辞
中说,鲁迅是韩国人最喜欢的中国作家,鲁迅的作品
《故乡》收录在韩国的初中教材中,在韩国具有很大
的影响力。
“绍兴当选了2021年东亚文化之都,而且今明
两年还是‘中韩文化交流年’,在这样意义深远的时
间里举办大会意义非凡。希望通过此次大会,我们再
谈鲁迅思想,让其不仅在中日韩三国,更在全世界广
为流传。”金辰坤如是说。
大会现场,还举行了“故乡使者”证书颁赠仪
式。2021年5月,北京语言大学鲁迅与世界文化研究
院发起了“百国百故乡优秀短视频”征选活动,并在
全球评选出5位“故乡使者”。
2021——
文化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绍兴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和北京语言大学鲁迅与世界文化研究院
主办,由绍兴市委宣传部指导,由咸亨酒店支持。
(本刊综合)
中日韩共话“精神故乡”
2021年140周年,鲁
1009242021——
故乡对话大会在浙江绍兴举行,中日韩三国专家学
者以故乡和乡愁为纽带,共话东亚文化与世界文化
的“精神故乡”。
· 先生永生
鲁迅故里步行街新姿·梁永峰
29
30
困现实,惠兰的意义则主要的表现为贫困使才华夭
折。”
[11]
所以,《再见惠兰的时候》是典型的新马
华文文学文本,它里面所出现的“锌板屋”、“移
殖区”、“甲巴拉”、“邦达布”、“水客”、
“读红毛书”诸如此类的词汇与风物也是南洋所特
有的。因而,在当前东南亚华文文库空虚的情况
下,向中国新文学学习,奉鲁迅等经典作家作品为
典范是东南亚华文文学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与东
南亚本土文化/文学传统的建构并不矛盾。所以,当
下如何继续弘扬鲁迅精神,对于提升和促进东南亚
华文文学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要弘扬鲁迅敢于直面现实的精神。
20世
纪90年代之后东南亚各国也与中国一样,相继进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文化钳制
也相应减弱,华文文学创作得以快速发展和繁荣,
但其中我们又很无奈地看到华文文学创作不可避免
地走向快餐化、商业化的轨道,涌现出以言情、猎
奇、窥探隐私、性描写、同志书写等为代表的媚俗
作品,快餐化作品增多,长篇巨制越来越少,那种
为华族安身立命,具有深刻历史精神和现实人文关
怀的作品日益缺乏,趋利意识淡化了深刻的审美追
求。实际上,这个时期东南亚华文作家所面对的社
会状况、爱情、婚姻与家庭伦理等问题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要复杂,更加迫切需要鲁迅那种为了“揭出
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且敢于“直面惨淡的人
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砭锢疾不留情面”等深
刻的启蒙主义与现实主义批判精神,我们呼唤那种
反思历史、表现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以及批判各种
社会陋习的作品。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东南
亚华文作家都像鲁迅那样抨击时弊、直面现实,但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代表着先进文化方向的文
学才能产生积极进步的作用,只有有良知和责任感
的作家才能引领社会进步、促进民心向上。
其次要弘扬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
鲁迅认为
“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
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
脊梁”,悲叹“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
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
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给予逃
亡”《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从这里可以看出,
鲁迅称赞的是那种敢想、敢说、敢作、敢当的人,
对“少有韧性的反抗”的现象深恶痛绝。这就要求
新时代的东南亚华文作家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发展
形势,不能逃避现实和缺乏斗争意识。因为虽然整
个东南亚地区政治环境相比以前有所宽松,但东南
亚华人在居住国的地位以及作为公民应该享有的权
利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善,东南亚华文作家应该汲取
鲁迅韧性的战斗精神,多一些“执着”意识,写出
别人“不愿写,不敢写”的作品来。
最后要弘扬鲁迅无畏的牺牲精神。
所谓牺牲精
神更多地体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和献
身精神,归根结底是对“人”的终极关怀,是对祖
国和人民的深沉挚爱。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
强调“立人”的重要性,并认为“立人”必须“尊
个性而张精神”,必须努力改造国民的弱点。“鲁
迅的‘立人’ 思想,和这样一种九死不悔,百折不
挠的执著追求与奋斗精神,正是本世纪不断奋起,
不断受挫,仍然挣扎的民族历史的精神结晶”[ 钱理
群:《走进当代的鲁迅·鲁迅与20世纪中国》,北
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就要求新时代的东南
亚华文文学,在人类关怀与人性探讨方面要继续鲁
迅“娜拉走后怎样”和“首在立人”的课题,深入
探讨南洋的阿Q、祥林嫂、闰土、子君与涓生们的现
代命运,批判东南亚华人的奴性思想、苟活心理和
自私、冷漠的灵魂,从而表现出博大、深邃的人文
关怀与理性精神。只有这样,东南亚华文作家才能
成为东南亚华族的代言人,帮助东南亚华人维护人
的尊严,照亮人的生活,明白人的真谛,塑造出彻
底摆脱奴性、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精神的“理想人
性”。
弘扬鲁迅精神,推进东南亚华文文学向前发
展,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只要东南亚华文作家能够
站在广大华人的立场上,充满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
感,关心华人的生活和疾苦,保持独立的人格精
神,不懈地去追求真理和理想,能够真正坚持开放
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遵从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
特点和规律,发挥文学作品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就
一定能为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积
极的贡献。
作者简介:
朱文斌,男,文学博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海外华文文
学与华人文化方面的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海外华文文
学学术史研究》(17AZW020)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 先生永生
《故乡》创作于1921年,以鲁迅最后一次回绍
兴时的真实经历为蓝本,字字浸透着他为民族觉醒、
解放与复兴而奋斗一生的意志。绍兴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胡敏在致辞中表示,当地将以鲁迅《故乡》作为链
接世界文化的符号,开展“中日韩同上一堂课”“赴
鲁迅《故乡》美食之约”等纪念《故乡》发表100周
年系列活动。
鲁迅一生为民族“呐喊”,曾经求学南京、东
渡日本等,最终长眠于上海。丰富的经历赋予了鲁迅
对“故乡”的深刻情感,也为现代城市发展与文化交
流奠定了基础。
“鲁迅先生最后十年在上海虹口度过,如今鲁
迅精神已经深深融入到了虹口城区发展中。”上海市
虹口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强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虹口与绍兴因先生而结缘,虹口愿与绍兴进一步深化
交流与合作,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为在世界范围
内弘扬鲁迅文化和鲁迅精神作出贡献。
为纪念这位“文学巨匠”,中日韩还将《故
乡》列为教科书中的经典篇目,三国在寻找“精神故
乡”和推动东亚文化交流方面有着强烈的共鸣。
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飞在现场
谈及,鲁迅作为“文化符号”,不仅是中国的,是亚
洲的,更是全世界的,希望鲁迅作品和鲁迅精神可以
成为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
日本立宪民主党众议员、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干
事长近藤昭一在视频致辞中表示,故乡,顾名思义是
指一个地方,但它也可以指人的内心,因此这次大会
也是为了推进人与人、心与心之间的交流。
韩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金辰坤在视频致辞
中说,鲁迅是韩国人最喜欢的中国作家,鲁迅的作品
《故乡》收录在韩国的初中教材中,在韩国具有很大
的影响力。
“绍兴当选了2021年东亚文化之都,而且今明
两年还是‘中韩文化交流年’,在这样意义深远的时
间里举办大会意义非凡。希望通过此次大会,我们再
谈鲁迅思想,让其不仅在中日韩三国,更在全世界广
为流传。”金辰坤如是说。
大会现场,还举行了“故乡使者”证书颁赠仪
式。2021年5月,北京语言大学鲁迅与世界文化研究
院发起了“百国百故乡优秀短视频”征选活动,并在
全球评选出5位“故乡使者”。
2021——
文化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绍兴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和北京语言大学鲁迅与世界文化研究院
主办,由绍兴市委宣传部指导,由咸亨酒店支持。
(本刊综合)
中日韩共话“精神故乡”
2021年适逢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鲁迅作品
《故乡》发表100周年。9月24日,2021大师对话——
故乡对话大会在浙江绍兴举行,中日韩三国专家学
者以故乡和乡愁为纽带,共话东亚文化与世界文化
的“精神故乡”。
· 先生永生
鲁迅故里步行街新姿·梁永峰 摄
31
32
鲁迅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
命家,同时还是一位收藏家。他的收藏涉及很广,有
古籍、碑帖、版画、钱币、古砖等,且造诣也很深。
我们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在北京的一
些钱币等收藏活动,1981年12月,泉家马定祥先生在
《浙江日报》发表了《从日记看鲁迅收藏的钱币》一
文。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钱币大辞典·泉
人著述编》将鲁迅先生也收编其中。
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三十二岁的鲁迅
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 5月抵北京,住宣武门外南
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
科科长。 八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鲁迅先生除了
忙于文章创作外,茶余饭后也经常光顾北京琉璃厂小
街淘宝、拣漏。据统计,从民国二年(1913年)至民
国八年(1919年),他的41篇日记中有钱币等收藏记
载,其中(1913年8篇、1914年10篇、1915年15篇、
1916年2篇、1918年5篇、1919年1篇)。从他的日记记
载中发现,6年的时间共购买古币27次,166枚。1997
年9月举办的《中华历代钱币展》中,就有鲁迅1914
年11月5日在宣武门外西小市购买的“大泉五十”。
这是王莽建立的新朝流通的货币。
鲁迅先生不仅热爱收藏古钱币,还注重考证
和研究。他购买了许多钱币书籍,如《历代钞币图
录》《古泉丛略》等。他于1913年10月5日在琉璃厂
购买的“得壹元宝”,曾断定“得壹元宝”为唐朝
“安史之乱”时史思明所铸,而这点并无先论,殊
非易事,足见鲁迅先生博学多才。
如果说鲁迅先生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收集古
钱的一些主要情节,那么,2011年发现,保存在中
国国家图书馆的国家一级文物一一鲁迅钱币手稿,
则是他从事古泉学研究的一份重要札记。这份极其
珍贵的手稿原件,反映了鲁迅年轻时那种严谨的治
学态度和敬业精神。手稿取名《泉志》,系后人所
加。鲁迅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钱币图
录《泉志》,突出强调手稿对历史钱币的记录。手
稿所录历史古钱用毛笔按古籍格式书写,共十三大
张,每张占两面书页,共计二十六页(其中三页为
空白)。每一页除去版芯,各有九竖行。稿本原无
图。钱币自唐至明末,按断代史顺序排列,分十七
个历史阶段,一百七十二项钱币品目,每一项钱币
又细分出若干种不同版别。全文共一千九百六十三
字,记录了一千三百一十二种钱币名目,大都为存
世钱币实物所印证。这些都是鲁迅先出潜心研究钱
币的结果。
解放后,许广平女士将鲁迅先生的遗物交给国
家,1956年建鲁迅博物馆时,人们对鲁迅先生的藏
品进行了整理,发现123枚古钱币,大部分为普通品
种,较为知名的品种有齐法化、甘丹刀、白人刀、
兹氏币、安阳布等,现都存于鲁迅博物馆。
鲁迅先生收藏钱币不是为了猎奇,而是把收藏
古泉、广泛涉猎钱币知识和钻研钱币理论紧密结合
起来,究其动因,就是透过古物,对古代社会和古
人生活增加一点感性的、直观的了解。
“决不是英雄的百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
辉灿烂,我只是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
的无非是几个小钉,几个瓦砾,但也希望,并且相
信,有些人会从中寻找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这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鲁迅在《且介亭杂
文》的序言,鲁迅先生评价自已的收藏,也是他多
年收藏研究内心体验的真实写照。
近日,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和鲁迅文化基
金会绍兴分会,将在鉴湖水街的戴葆庭钱币文化博
物馆举办《鲁迅与钱币收藏》展,将鲁迅钱币日子
中记载过的钱币和泉志手稿收集整理,我市知名书
画家专题创作书画作品,将古钱币,拓片,书画作
品进行陈列,系统介绍了鲁迅先生与钱币收藏的故
事,以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
(作者为中国民俗钱币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收
藏协会泉友会会长,绍兴市收藏家协会会长,绍兴
市钱币收藏协会会长。)
鲁迅与钱币收藏
陈宝祥
· 先生永生
· 先生永生
纪念鲁迅140周年钱币展暨研讨会
10月21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展览——“越地泉声:
鲁迅与钱币收藏”在其绍兴戴葆庭钱币文化博物馆举
行。
该展览由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和鲁迅文化基金会
绍兴分会主办,戴葆庭钱币文化博物馆承办,得到了鲁
迅纪念馆、禹社、悦泉文化等机构的支持。它是国内首
场鲁迅先生与钱币收藏文化的专题展,不但展出了《鲁
迅钱币日记》中记载过的从春秋战国到明末时期的古钱
币(同类品种)53枚,同时还呈现了《鲁迅泉志》手稿
(扫描件)等,将古钱币、钱币拓片、书法、美术作品
等融合呈现,系统地介绍了鲁迅先生与钱币收藏的经历
和故事。 (绍兴市钱币收藏协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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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
命家,同时还是一位收藏家。他的收藏涉及很广,有
古籍、碑帖、版画、钱币、古砖等,且造诣也很深。
我们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在北京的一
些钱币等收藏活动,1981年12月,泉家马定祥先生在
《浙江日报》发表了《从日记看鲁迅收藏的钱币》一
文。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钱币大辞典·泉
人著述编》将鲁迅先生也收编其中。
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三十二岁的鲁迅
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 5月抵北京,住宣武门外南
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
科科长。 八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鲁迅先生除了
忙于文章创作外,茶余饭后也经常光顾北京琉璃厂小
街淘宝、拣漏。据统计,从民国二年(1913年)至民
国八年(1919年),他的41篇日记中有钱币等收藏记
载,其中(1913年8篇、1914年10篇、1915年15篇、
1916年2篇、1918年5篇、1919年1篇)。从他的日记记
载中发现,6年的时间共购买古币27次,166枚。1997
年9月举办的《中华历代钱币展》中,就有鲁迅1914
年11月5日在宣武门外西小市购买的“大泉五十”。
这是王莽建立的新朝流通的货币。
鲁迅先生不仅热爱收藏古钱币,还注重考证
和研究。他购买了许多钱币书籍,如《历代钞币图
录》《古泉丛略》等。他于1913年10月5日在琉璃厂
购买的“得壹元宝”,曾断定“得壹元宝”为唐朝
“安史之乱”时史思明所铸,而这点并无先论,殊
非易事,足见鲁迅先生博学多才。
如果说鲁迅先生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收集古
钱的一些主要情节,那么,2011年发现,保存在中
国国家图书馆的国家一级文物一一鲁迅钱币手稿,
则是他从事古泉学研究的一份重要札记。这份极其
珍贵的手稿原件,反映了鲁迅年轻时那种严谨的治
学态度和敬业精神。手稿取名《泉志》,系后人所
加。鲁迅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钱币图
录《泉志》,突出强调手稿对历史钱币的记录。手
稿所录历史古钱用毛笔按古籍格式书写,共十三大
张,每张占两面书页,共计二十六页(其中三页为
空白)。每一页除去版芯,各有九竖行。稿本原无
图。钱币自唐至明末,按断代史顺序排列,分十七
个历史阶段,一百七十二项钱币品目,每一项钱币
又细分出若干种不同版别。全文共一千九百六十三
字,记录了一千三百一十二种钱币名目,大都为存
世钱币实物所印证。这些都是鲁迅先出潜心研究钱
币的结果。
解放后,许广平女士将鲁迅先生的遗物交给国
家,1956年建鲁迅博物馆时,人们对鲁迅先生的藏
品进行了整理,发现123枚古钱币,大部分为普通品
种,较为知名的品种有齐法化、甘丹刀、白人刀、
兹氏币、安阳布等,现都存于鲁迅博物馆。
鲁迅先生收藏钱币不是为了猎奇,而是把收藏
古泉、广泛涉猎钱币知识和钻研钱币理论紧密结合
起来,究其动因,就是透过古物,对古代社会和古
人生活增加一点感性的、直观的了解。
“决不是英雄的百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
辉灿烂,我只是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
的无非是几个小钉,几个瓦砾,但也希望,并且相
信,有些人会从中寻找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这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鲁迅在《且介亭杂
文》的序言,鲁迅先生评价自已的收藏,也是他多
年收藏研究内心体验的真实写照。
近日,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和鲁迅文化基
金会绍兴分会,将在鉴湖水街的戴葆庭钱币文化博
物馆举办《鲁迅与钱币收藏》展,将鲁迅钱币日子
中记载过的钱币和泉志手稿收集整理,我市知名书
画家专题创作书画作品,将古钱币,拓片,书画作
品进行陈列,系统介绍了鲁迅先生与钱币收藏的故
事,以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
(作者为中国民俗钱币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收
藏协会泉友会会长,绍兴市收藏家协会会长,绍兴
市钱币收藏协会会长。)
鲁迅与钱币收藏
陈宝祥
· 先生永生
· 先生永生
纪念鲁迅140周年钱币展暨研讨会
10月21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展览——“越地泉声:
鲁迅与钱币收藏”在其绍兴戴葆庭钱币文化博物馆举
行。
该展览由绍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和鲁迅文化基金会
绍兴分会主办,戴葆庭钱币文化博物馆承办,得到了鲁
迅纪念馆、禹社、悦泉文化等机构的支持。它是国内首
场鲁迅先生与钱币收藏文化的专题展,不但展出了《鲁
迅钱币日记》中记载过的从春秋战国到明末时期的古钱
币(同类品种)53枚,同时还呈现了《鲁迅泉志》手稿
(扫描件)等,将古钱币、钱币拓片、书法、美术作品
等融合呈现,系统地介绍了鲁迅先生与钱币收藏的经历
和故事。 (绍兴市钱币收藏协会供稿)
33
34
先生永生
写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之际
吴钊谦
先生果有140岁了?
哦,不不
在故乡眼里
先生是不老的
永远是那么一副不买账的神情
横眉冷对千夫指
忧忡为国痛断肠
照例是两撇坚强的胡子
照例是一例氤氲入诗囊
于景区照壁、街角公园、学校操场
或坐或立
深情地凝望着故乡
故乡须臾没有忘记先生
百草园高大的皂荚树
依稀记得你的年少模样
紫红的桑椹掂记着你的嘴唇
而轻捷的叫天子
每天唤着你的乳名
三味书屋原封不动
那张刻着“早”字的课桌
仿佛随时等待着你的落座……
最想见你的可能是孔乙已
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
守在咸亨酒店门口
等你前来沽酒时
顺手帮他擦掉小黑板上
一百年前的赊账
擦掉一百年的潦倒和屈辱
阿Q也阔了
他现在是网红
每天在鲁镇上班
主要工作是跟年轻的吴妈们合影
天天“精神胜利”
天天小有进账
小日子过得不要太滋润
闰土、华老栓、祥林嫂
全都过上了“应该有的新生活、
我们未经历过的新生活”
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在那个风雨如磐的暗夜
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
先生从短暂的《仿徨》
到直面惨淡的人生
从正视淋漓的鲜血
到怒向刀丛觅小诗
发出了一声声
振聋发聩的《呐喊》
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气概
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怀
以“不退让、不屈服、不妥协”
的“硬骨头精神”
历经多少个飞蛾扑火”的《秋夜》
终于
开没膝的《野草》
前仆后继走出了一条路
成就了一个《好的故事》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群众把他举得很高很高
有的人情愿当野草,
等着火烧春风吹过,
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先生是中国之先生
民族之先生
是巍巍不屈的“中国脊梁”
生生不息的“民族魂”!
百草园的叫天子
声声唤着先生的乳名
迅哥儿,迅哥儿……
鲁迅不朽
先生永生!
· 先生永生
· 视觉
江南四季·陈爱莲
33
34
先生永生
写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之际
吴钊谦
先生果有140岁了?
哦,不不
在故乡眼里
先生是不老的
永远是那么一副不买账的神情
横眉冷对千夫指
忧忡为国痛断肠
照例是两撇坚强的胡子
照例是一例氤氲入诗囊
于景区照壁、街角公园、学校操场
或坐或立
深情地凝望着故乡
故乡须臾没有忘记先生
百草园高大的皂荚树
依稀记得你的年少模样
紫红的桑椹掂记着你的嘴唇
而轻捷的叫天子
每天唤着你的乳名
三味书屋原封不动
那张刻着“早”字的课桌
仿佛随时等待着你的落座……
最想见你的可能是孔乙已
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
守在咸亨酒店门口
等你前来沽酒时
顺手帮他擦掉小黑板上
一百年前的赊账
擦掉一百年的潦倒和屈辱
阿Q也阔了
他现在是网红
每天在鲁镇上班
主要工作是跟年轻的吴妈们合影
天天“精神胜利”
天天小有进账
小日子过得不要太滋润
闰土、华老栓、祥林嫂
全都过上了“应该有的新生活、
我们未经历过的新生活”
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在那个风雨如磐的暗夜
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
先生从短暂的《仿徨》
到直面惨淡的人生
从正视淋漓的鲜血
到怒向刀丛觅小诗
发出了一声声
振聋发聩的《呐喊》
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气概
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怀
以“不退让、不屈服、不妥协”
的“硬骨头精神”
历经多少个飞蛾扑火”的《秋夜》
终于
开没膝的《野草》
前仆后继走出了一条路
成就了一个《好的故事》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群众把他举得很高很高
有的人情愿当野草,
等着火烧春风吹过,
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先生是中国之先生
民族之先生
是巍巍不屈的“中国脊梁”
生生不息的“民族魂”!
百草园的叫天子
声声唤着先生的乳名
迅哥儿,迅哥儿……
鲁迅不朽
先生永生!
· 先生永生
· 视觉
江南四季·陈爱莲 作
35
36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空前发达、特色鲜明的工业。
南宋时,源于绍兴的越窑青瓷,在诸多原因的交互作用下,已经衰落
128
。取而代之的,是同样具有明显地
域标志性的丝织、茶叶、造纸、酿酒四大手工业的空前发达。
第一,丝织业空前发达。
特点之一,是产量大。得益于大规模的桑树种植、蚕桑养殖和蚕丝生产,丝织品产量大幅度增加。仅以
和买为例,南宋初高达几十万匹,后因绍兴百姓负担实在太重,才逐渐减少。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累
减如此,其数尚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八匹”
129
。宋孝宗淳熙(1174—1189)中,“浙东七州,岁发和买
二十八万匹,绍兴一府独当一路之半”
130
,即14万匹。至“淳熙十六年(1189)八月二十三日,又特减
四万四千二百八十四匹三丈六尺七寸,遂以一十万匹为额”
131
,至此才减至10万匹。然马上就又增加了。宋宁
宗嘉泰元年(1201),绍兴府仅夏秋两税和以和买名义征收的丝织品就有21万余匹,另征绵税41万多两,其中
绸8601匹、绢99809匹、小绫2500匹、和买10万匹
132
。有学者研究估算,宋代每年上缴朝廷的绸缎多时达355万
匹,其中绍兴60万余匹,占17%,若加上当地消费和民间销售,则绍兴的总产量当在百万匹以上
133
特点之二,是技术新。宋高宗皇后吴氏命宫廷画师根据《耕织图》摹绘的《蚕织图》,反映了绍兴等浙
东地区丝织业的最新技术,表明了作为我国古代传统手工缫丝机革新最高成就的脚踏缫车已基本定型、普遍使
用,证明了以提高经丝强度为目的的过糊工具、缫丝工序已经出现
134
。织造技术的革新、进步,既提高了生产
效率,又为产品质量的提高提供了保障。
特点之三,是品质优。越罗、越绫、绉纱、茧布、绢等,都是绍兴所产丝织品中的上品。越罗在唐代就已
很有名气,至南宋更是锦上添花,“近时翻出新制,如万寿藤、七宝火齐珠、双凤绶带纹,皆隐起而肤理尤莹
洁精致,宝街不足言矣。”
135
剡县所产之绫,最是有名。“陵,今出于剡县……惟樗蒲绫最盛。”
136
剡县产的
绉纱,极为精致,殊为难求,连当地人都很难经常买到。“剡出绉纱尤精,其绝品以为暑中燕服,如
中雪。
然虽剡之居人,亦不能常得也。”
137
诸暨产的茧布,其实是一种利用丝织成的绵绸,十分精致。“今诸暨之
俗,
缉茧绪,纤如丝缕,织之成匹,盖状似
而缜密过之,虽名为布,其实帛也。”
138
诸暨产的绢,不仅为
当地人喜欢,还远销杭州等地。“绢……今出于诸暨者,曰花山,曰同山,曰板桥,其轻匀最宜春服,邦人
之。或贩鬻,颇至杭而止,以故声亦不远也。”
139
第二,制茶业空前发达。
在大面积种植的基础上,茶叶的加工技术得到不断的改进,产品质量得到不断的提升,对外影响得到不断
的扩大,其中的日铸茶成了朝廷贡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时绍兴的茶叶加工,改蒸青法为炒青法,改团茶为散茶,改碾碎煮为全叶泡,完
成了中国制茶、饮茶史上的一场革命。陆游生长于茶乡绍兴,晚年又回乡生活,还担任过与茶叶管理相关的职
务,对茶叶既熟悉又有感情。他写了300多首茶诗,占了其全部存诗的三十分之一,成了中国历代诗人中写茶诗
南宋的意义
(下)
冯建荣
· 本期特稿
· 本期特稿
最多的一位。他在诗中反复表达的一个愿望,是学习先祖陆羽,成为茶神。他曾对家乡的这种制茶、饮茶法作
过具体而细致的描述:“日铸则越茶矣,不团不饼,而曰炒青,曰苍鹰爪,则撮泡矣。”
140
日铸茶正是因为良好的生长环境、科学的加工方法,而成为当时全国茶叶中的佼佼者的。正如时人高似孙
所说的那样:“会稽山茶,以日铸名天下。”
141
高似孙(1158—1231)主要生活于南宋孝宗、光宗、宁宗时,
曾在会稽县做过官,又自称“如其精核,俟剡人”
142
,晚年家于越,为剡县县令史安之作《剡录》。所以,他
对当时绍兴的茶叶情况,应该是了解的;他下的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信的。
第三,造纸业空前发达。
越地的造纸业,早在六朝时就已有名。唐代时的影响更大,大文人韩愈称纸为“会稽楮先生”
143
。而其中
最享盛名的,是剡藤纸。“纸之妙者,越之剡藤。”
144
宋时,随着经济、文化发展而致的用纸需求量的激增,
得益于绍兴分布广、产量大的竹子资源优势,继剡藤纸后,竹纸异军突起。从藤纸发展到竹纸,是绍兴人聪明
才智的生动体现,发明创造的极好标志,商品意识的充分展示。
竹纸是将嫩竹子反复捣练而加工制成的植物纤维纸,这是中国古代造纸史上的重大发现,标志着中国造纸
新纪元的到来
145
。绍兴竹子资源丰富,又有优良的造纸传统,因而成为宋代竹纸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绍兴竹纸质量上乘,名扬天下,拥有高人一筹、无法模仿的核心技术。“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
146
兴“今独竹纸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仿佛”
147
。具体而言,绍兴竹纸具有“滑”“发墨色”“宜笔锋”“卷
舒虽久,墨不渝”“性不
”五大优点。正因为如此,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工书者独喜之”
148
绍兴竹纸质量好,惹人喜欢,特别是因为增加了原料供者的收入来源与生产经营者的经济效益,进而促
进了消费、生产与经营的良性循环。“今为纸者,乃自是一种,收于笋长未甚成竹时,乃可用,民家或赖以致
饶。”
149
用今天的话来说,竹纸生产取得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好成果。
绍兴造纸业发达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经济方面。它在文化方面的意义,显得尤为重大。历史上绍兴书
法的持续繁荣、王羲之们的不断涌现、读书人的层出不穷、刻书业的兴旺发达,等等,都是与当地造纸业的发
达,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结果。
第四,酿酒业空前发达。
越地的酿酒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到越王句践时,越地酿酒业出现了第一
个高峰。一方面,文献记载丰富。有记载王公贵族饮酒成风的,如句践年少时“入则酒荒”,“肆与大夫觞
饮”
150
。有记载句践用以犒劳将士、欢庆胜利的,“有酒流之江,与民同之”
151
;“置酒文台,群臣为乐,乃
命乐作伐吴之曲”
152
。有记载句践以酒奖励生育的,“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
153
另一方面,文物出土丰富。大量出土的罐、坛、壶、瓿、碗、杯等陶器与原始青瓷,在反映越国发达的制陶业
的同时,更反映了越国酿酒、贮酒、盛酒、饮酒等酒类器皿的一应俱全。还有,投醪出征的典故、绍兴古城内
至今尚存的投醪河及其地名,同样见证了越国酿酒业的辉煌。
南宋时的绍兴,迎来了酿酒业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呈现出了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基本条件得天独厚。突出地表现为人口增加而致的消费需求的增长,尤其是北方人的大量迁居,在一
定程度上刺激了酒类消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为酒类消费的增长提供了前提条件。
粮食生产的发展,为酿酒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鉴湖水对酿酒的神奇妙用,开始为人们所发现和重视。
二是日常管理井然有序。官方在府城设置都酒务,作为管理酿酒、征收酒税的专门机构。都酒务旁边的
桥,也因此而被称为“酒务桥”,且一直称呼至今。南宋时,绍兴府城除都酒务外,还有比较务、赡军务、和
旨楼等官营酒业机构。
三是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得益于市场的需求与官府的许可,酿酒产量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作为酿酒基本
原料的糯米需求也迅速随之增长,以至出现了糯米生产供不应求的局面。越地的糯米,具有淀粉含量高、黏性
强、蒸煮易、发酵快、出酒率高等优点。与鉴湖的筑成时间相应,会稽早在东汉时就已用糯米酿酒。东晋时,
会稽糯稻连片,主要供庄园酿酒之用。北宋时,糯米已供京城
154
。南宋时,绍兴糯稻凭借良好的土壤、旺盛的
需求、优质的品种,得以更快发展。“越土最其所宜。糯种居其十六兮,又稻品之最奇。
155
由于糯米质
35
36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空前发达、特色鲜明的工业。
南宋时,源于绍兴的越窑青瓷,在诸多原因的交互作用下,已经衰落
128
。取而代之的,是同样具有明显地
域标志性的丝织、茶叶、造纸、酿酒四大手工业的空前发达。
第一,丝织业空前发达。
特点之一,是产量大。得益于大规模的桑树种植、蚕桑养殖和蚕丝生产,丝织品产量大幅度增加。仅以
和买为例,南宋初高达几十万匹,后因绍兴百姓负担实在太重,才逐渐减少。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累
减如此,其数尚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八匹”
129
。宋孝宗淳熙(1174—1189)中,“浙东七州,岁发和买
二十八万匹,绍兴一府独当一路之半”
130
,即14万匹。至“淳熙十六年(1189)八月二十三日,又特减
四万四千二百八十四匹三丈六尺七寸,遂以一十万匹为额”
131
,至此才减至10万匹。然马上就又增加了。宋宁
宗嘉泰元年(1201),绍兴府仅夏秋两税和以和买名义征收的丝织品就有21万余匹,另征绵税41万多两,其中
绸8601匹、绢99809匹、小绫2500匹、和买10万匹
132
。有学者研究估算,宋代每年上缴朝廷的绸缎多时达355万
匹,其中绍兴60万余匹,占17%,若加上当地消费和民间销售,则绍兴的总产量当在百万匹以上
133
特点之二,是技术新。宋高宗皇后吴氏命宫廷画师根据《耕织图》摹绘的《蚕织图》,反映了绍兴等浙
东地区丝织业的最新技术,表明了作为我国古代传统手工缫丝机革新最高成就的脚踏缫车已基本定型、普遍使
用,证明了以提高经丝强度为目的的过糊工具、缫丝工序已经出现
134
。织造技术的革新、进步,既提高了生产
效率,又为产品质量的提高提供了保障。
特点之三,是品质优。越罗、越绫、绉纱、茧布、绢等,都是绍兴所产丝织品中的上品。越罗在唐代就已
很有名气,至南宋更是锦上添花,“近时翻出新制,如万寿藤、七宝火齐珠、双凤绶带纹,皆隐起而肤理尤莹
洁精致,宝街不足言矣。”
135
剡县所产之绫,最是有名。“陵,今出于剡县……惟樗蒲绫最盛。”
136
剡县产的
绉纱,极为精致,殊为难求,连当地人都很难经常买到。“剡出绉纱尤精,其绝品以为暑中燕服,如
中雪。
然虽剡之居人,亦不能常得也。”
137
诸暨产的茧布,其实是一种利用丝织成的绵绸,十分精致。“今诸暨之
俗,
缉茧绪,纤如丝缕,织之成匹,盖状似
而缜密过之,虽名为布,其实帛也。”
138
诸暨产的绢,不仅为
当地人喜欢,还远销杭州等地。“绢……今出于诸暨者,曰花山,曰同山,曰板桥,其轻匀最宜春服,邦人
之。或贩鬻,颇至杭而止,以故声亦不远也。”
139
第二,制茶业空前发达。
在大面积种植的基础上,茶叶的加工技术得到不断的改进,产品质量得到不断的提升,对外影响得到不断
的扩大,其中的日铸茶成了朝廷贡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时绍兴的茶叶加工,改蒸青法为炒青法,改团茶为散茶,改碾碎煮为全叶泡,完
成了中国制茶、饮茶史上的一场革命。陆游生长于茶乡绍兴,晚年又回乡生活,还担任过与茶叶管理相关的职
务,对茶叶既熟悉又有感情。他写了300多首茶诗,占了其全部存诗的三十分之一,成了中国历代诗人中写茶诗
南宋的意义
(下)
冯建荣
· 本期特稿
· 本期特稿
最多的一位。他在诗中反复表达的一个愿望,是学习先祖陆羽,成为茶神。他曾对家乡的这种制茶、饮茶法作
过具体而细致的描述:“日铸则越茶矣,不团不饼,而曰炒青,曰苍鹰爪,则撮泡矣。”
140
日铸茶正是因为良好的生长环境、科学的加工方法,而成为当时全国茶叶中的佼佼者的。正如时人高似孙
所说的那样:“会稽山茶,以日铸名天下。”
141
高似孙(1158—1231)主要生活于南宋孝宗、光宗、宁宗时,
曾在会稽县做过官,又自称“如其精核,俟剡人”
142
,晚年家于越,为剡县县令史安之作《剡录》。所以,他
对当时绍兴的茶叶情况,应该是了解的;他下的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信的。
第三,造纸业空前发达。
越地的造纸业,早在六朝时就已有名。唐代时的影响更大,大文人韩愈称纸为“会稽楮先生”
143
。而其中
最享盛名的,是剡藤纸。“纸之妙者,越之剡藤。”
144
宋时,随着经济、文化发展而致的用纸需求量的激增,
得益于绍兴分布广、产量大的竹子资源优势,继剡藤纸后,竹纸异军突起。从藤纸发展到竹纸,是绍兴人聪明
才智的生动体现,发明创造的极好标志,商品意识的充分展示。
竹纸是将嫩竹子反复捣练而加工制成的植物纤维纸,这是中国古代造纸史上的重大发现,标志着中国造纸
新纪元的到来
145
。绍兴竹子资源丰富,又有优良的造纸传统,因而成为宋代竹纸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绍兴竹纸质量上乘,名扬天下,拥有高人一筹、无法模仿的核心技术。“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
146
兴“今独竹纸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仿佛”
147
。具体而言,绍兴竹纸具有“滑”“发墨色”“宜笔锋”“卷
舒虽久,墨不渝”“性不
”五大优点。正因为如此,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工书者独喜之”
148
绍兴竹纸质量好,惹人喜欢,特别是因为增加了原料供者的收入来源与生产经营者的经济效益,进而促
进了消费、生产与经营的良性循环。“今为纸者,乃自是一种,收于笋长未甚成竹时,乃可用,民家或赖以致
饶。”
149
用今天的话来说,竹纸生产取得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好成果。
绍兴造纸业发达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经济方面。它在文化方面的意义,显得尤为重大。历史上绍兴书
法的持续繁荣、王羲之们的不断涌现、读书人的层出不穷、刻书业的兴旺发达,等等,都是与当地造纸业的发
达,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结果。
第四,酿酒业空前发达。
越地的酿酒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到越王句践时,越地酿酒业出现了第一
个高峰。一方面,文献记载丰富。有记载王公贵族饮酒成风的,如句践年少时“入则酒荒”,“肆与大夫觞
饮”
150
。有记载句践用以犒劳将士、欢庆胜利的,“有酒流之江,与民同之”
151
;“置酒文台,群臣为乐,乃
命乐作伐吴之曲”
152
。有记载句践以酒奖励生育的,“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
153
另一方面,文物出土丰富。大量出土的罐、坛、壶、瓿、碗、杯等陶器与原始青瓷,在反映越国发达的制陶业
的同时,更反映了越国酿酒、贮酒、盛酒、饮酒等酒类器皿的一应俱全。还有,投醪出征的典故、绍兴古城内
至今尚存的投醪河及其地名,同样见证了越国酿酒业的辉煌。
南宋时的绍兴,迎来了酿酒业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呈现出了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基本条件得天独厚。突出地表现为人口增加而致的消费需求的增长,尤其是北方人的大量迁居,在一
定程度上刺激了酒类消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为酒类消费的增长提供了前提条件。
粮食生产的发展,为酿酒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鉴湖水对酿酒的神奇妙用,开始为人们所发现和重视。
二是日常管理井然有序。官方在府城设置都酒务,作为管理酿酒、征收酒税的专门机构。都酒务旁边的
桥,也因此而被称为“酒务桥”,且一直称呼至今。南宋时,绍兴府城除都酒务外,还有比较务、赡军务、和
旨楼等官营酒业机构。
三是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得益于市场的需求与官府的许可,酿酒产量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作为酿酒基本
原料的糯米需求也迅速随之增长,以至出现了糯米生产供不应求的局面。越地的糯米,具有淀粉含量高、黏性
强、蒸煮易、发酵快、出酒率高等优点。与鉴湖的筑成时间相应,会稽早在东汉时就已用糯米酿酒。东晋时,
会稽糯稻连片,主要供庄园酿酒之用。北宋时,糯米已供京城
154
。南宋时,绍兴糯稻凭借良好的土壤、旺盛的
需求、优质的品种,得以更快发展。“越土最其所宜。糯种居其十六兮,又稻品之最奇。”
155
由于糯米质量
37
38
好、需求大,导致价格不断上涨,甚至高出粳米一倍。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十月,“糯米一斗为钱八百,
粳米为钱四百”
156
四是税赋贡献十分巨大。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越州全州酒税课额为117092贯
157
,位居两浙诸州第
三。至南宋前期,仅绍兴府城的和买酒税课额就达62752贯,府属嵊县、萧山、余姚、上虞、新昌及萧山渔浦
的和买酒税课额达80679贯,两者合计达143431贯
158
,如果加上当时属户部直接征管的诸暨,总额当在15万贯以
上。
五是越酒开始扬名天下。越土、越水育越糯,越糯、越水酿越酒。这是聪明绝顶的越人因地制宜、地尽
其利的伟大发明与创造。他们用“最其所宜”的“越土”,种出了“最奇”之“稻品”越糯,又将这最“宜
酿”
159
之米与天然生成、源源不断且富含有益于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的鉴湖水巧妙地结合起来,终于酿制出了
天下独绝的绍兴酒。“
镜流之香洁兮,贮秘色之新瓮”
160
。从此,绍兴酒开始以竹叶酒、瑞露酒、蓬莱春
酒、东浦酒
161
等品名崭露头角,走向全国。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空前繁荣、四方互通的商贸。
农业的增产、工业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为南宋时绍兴商业贸易的繁荣,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并使商贸业
呈现出了具有鲜明时代性、地域性的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航运便捷,交通顺畅。
航运交通自古以来就是商贸流通的前提,今人讲“交通是先行官”,讲的正是这一历史的结论。在古代社
会,水上交通较陆上交通意义更为重大,这是因为水上交通具有运输量大、便捷、成本低、不易摔坏等特点与
优势。北宋沈括根据当时的运盐之法,计算出每100里的运输成本,陆路平均4钱/斤,水路平均1钱/斤,水路只
为陆路的四分之一
162
。这就使得官府重视了对水上交通的建设。
南宋中期,绍兴府有主要水上交通线11条,通航总里程920里,通航能力最大的为载重量500石的船只
163
这些主线,加上众多的小型水路,构成了内可通达全府各县、外能联接周边江海的航运体系。其中的西小江
(浦阳江)水系航道,沟通了诸暨、萧山、山阴,并与婺州、杭州相通;东小江(曹娥江)水系航运,沟通了
新昌、嵊县、上虞、会稽,并与明州(庆元府、今浙江宁波)相通。
浙东运河在南宋时处于鼎盛时期,一时成为南宋政权存在和运行的生命线。它横亘绍兴北部平原,贯通了
西小江、东小江两大水系,成为西通杭州、东通明州港的主要水上通道,政府纲运、商业货运、官民客运的水
上黄金通道。同时,由于南北对峙,日本、朝鲜及其他一些海外国家与地区的使节、商人不能取道北方,而钱
塘江口又多沙滩,航行也有困难,因此往往改从明州经运河入绍兴、临安。所以,此时的浙东运河,也成了使
节往来、海外贸易的黄金水道。不仅如此,浙东运河还与汇聚于鉴湖的众多溪流、河湖相连通,造就了山会平
原的水上交通网络。绍兴地处浙东运河的中间地段、咽喉部位,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一望而知的,从中得到的
利益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业态多样,经营活跃。
南宋时的绍兴府城,作为全府的商贸服务业中心,有三大特征。
一是市场众多,分布广泛。城北与城南,形成了两个繁华的工商业集聚区。与城市的越墙发展相应,城内
与城外形成了13处市场,其中城内有照水坊市、古废市、南市、北市、花市、瓦市等6处,城外有清道桥市、大
云桥东市、大云桥西市、龙兴寺前市、驿地市、江桥市、斜桥市等7处
164
。这就使得商业活动扩散到了城市的各
个角落。
二是市场细分,业务繁多。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日用商品的消费性商业更显发
达。同时,作为商品流通中心的流通性商业蓬勃兴起,原来作为商业活动补充的餐饮、旅店、租赁等服务业异
军突起,成为城市商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城市商业的内涵与外延、构成与业态,都发生了重大而深
刻的拓展与变化。
民营与官办的酒店遍布城内的街头巷尾。“激赏库酒楼,在照水坊;都酒务酒楼,在莲花桥。并郡守汪纲
建。”
165
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两家酒楼是官办的。陆游更是给我们留下了“城中酒垆千百所”的盛况
166
旅店业也是如此。府城东北的斜桥,“其下多客邸,四明舟楫往来所集。”
167
房屋、店铺、仓库类出租十分活跃。作为浙东路的首府和南宋事实上的先首都、后陪都,官府机构既众多
又庞大,以致“参议、机宜、抚干,旧无廨舍,皆僦居于市”
168
,甚至连城市驻军也一度“皆僦居于外”
169
夜市成为常态。如每年正月的元宵灯市,四方云集,百物汇聚,连周边州府、海外商人都赶来参与,场面
十分的壮观。“正月既望,为灯市,傍十数郡及海外商贾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
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
170
府城商业的繁荣,同样反映在税额上。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越州全州税额为54125贯,其中
城28916贯
171
,占53%。至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绍兴全府税额增至106190贯,其中府城62256贯
172
,占
59%;府城税额是熙宁十年州城税额的2.15倍,比熙宁十年整个州的税额还要多。
三是市镇勃兴,城乡互通。府城商贸的繁荣,有力地带动了乡村商贸业的发展。其中最典型的,是南宋时
的绍兴农村市镇,由北宋时的初兴进入了勃兴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是山阴、会稽两县境内的鉴湖流域。
有学者研究认为,“到南宋中期,鉴湖流域有名可考的市镇就有35处”,“整个流域平均不到12平方公里
即有1处”
173
。这些市镇与丰富多彩、灵活多样、各具特色的会市、草市等,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村,成
了城乡互通的桥梁与纽带,有力地促进了城乡的互动发展。特别是其中的市镇,为今日经济发达的小城镇奠定
了历史性基础。
这些农村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出现了专业分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专业市场,如茶市、花市、
鱼市、米市、酒市等。陆游在他的诗中,也多有写到这些市场,如“兰亭之北是茶市
174
、“茶市纷纷趁
前”
175
、“柳姑庙前鱼作市”
176
等。
这些市场不但分工专业,而且还出现了夜市等交易时间、活动方式上的明显变化。陆游对此也有具体描
述,如“鹊飞山月出,犬吠市船归”
177
、“村市船归闻犬声,寺楼钟鸣送鸦栖”
178
除有固定地点与场所的集市外,广大的农村还出现了货担贸易这种形式。从事货担贸易的人,俗称“销
货郎”,直至20世纪80年代,还行走于广大的农村。“销货郎”的出现,表明南宋时,市场活动、商品交易已
经渗透到了农村的各个角落,从而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生活,促进了农产品流通,加速了商人阶层的形成。朱熹
曾对此发出过由衷的赞叹,称古时“只立得一市在那里,要买物事,便入那市中去。不似而今,要买物只于门
首,自有人担来卖,更是一日三次会合,亦通人情。”
179
这货担贸易,简直就是今日网购与快递的前身了。
第三,对外贸易,盛况空前。
南宋时绍兴的商贸,除了在府城与县城之间、县与县之间、城与乡之间进行外,与府外、海外的往来也十
分活跃。
位于浙东运河与钱塘江交汇处、与临安南郊大型草市浙江市隔江相对的西兴镇,北宋时就已是绍兴西部与
外界的重要交通枢纽,“自温、台、明、越往来者,皆由西兴径渡”
180
。至南宋,人员往来和货物运输更是十
分繁忙。“饯往迎来,常相属也。富商大贾,捩
挂席,夹以大舻,明珠、大贝、翠羽、瑟瑟之宝,重载而往
者,无虚日也。”
181
西兴镇东侧的钱清镇,位于浙东运河与西小江的交汇处,因“一钱太守”刘宠的故事而得名。南宋时,
这里船只、人员往来穿梭、昼夜不绝,街市、店铺熙熙攘攘、通宵达旦,成为绍兴西部的商贸重镇。陆游曾作
《夜归》诗,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绍兴北部的三江口,是南宋时越地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人流物流的集散中心,既有大量客商海船从四面
八方而来,又有大量客商海船向四面八方而去。文献上记载,常有“闽商海舶”
182
;“航瓯泊闽,浮鄞达吴,
浪浆风帆,千艘万舻”
183
……
184
。所有这些,都写出了
这里万商云集的繁荣景象。正是通过这里,绍兴的丝织品、茶叶、黄酒等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内外,海内外的珍
· 本期特稿
· 本期特稿
37
38
好、需求大,导致价格不断上涨,甚至高出粳米一倍。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十月,“糯米一斗为钱八百,
粳米为钱四百”
156
四是税赋贡献十分巨大。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越州全州酒税课额为117092贯
157
,位居两浙诸州第
三。至南宋前期,仅绍兴府城的和买酒税课额就达62752贯,府属嵊县、萧山、余姚、上虞、新昌及萧山渔浦
的和买酒税课额达80679贯,两者合计达143431贯
158
,如果加上当时属户部直接征管的诸暨,总额当在15万贯以
上。
五是越酒开始扬名天下。越土、越水育越糯,越糯、越水酿越酒。这是聪明绝顶的越人因地制宜、地尽
其利的伟大发明与创造。他们用“最其所宜”的“越土”,种出了“最奇”之“稻品”越糯,又将这最“宜
酿”
159
之米与天然生成、源源不断且富含有益于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的鉴湖水巧妙地结合起来,终于酿制出了
天下独绝的绍兴酒。“
镜流之香洁兮,贮秘色之新瓮”
160
。从此,绍兴酒开始以竹叶酒、瑞露酒、蓬莱春
酒、东浦酒
161
等品名崭露头角,走向全国。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空前繁荣、四方互通的商贸。
农业的增产、工业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为南宋时绍兴商业贸易的繁荣,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并使商贸业
呈现出了具有鲜明时代性、地域性的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航运便捷,交通顺畅。
航运交通自古以来就是商贸流通的前提,今人讲“交通是先行官”,讲的正是这一历史的结论。在古代社
会,水上交通较陆上交通意义更为重大,这是因为水上交通具有运输量大、便捷、成本低、不易摔坏等特点与
优势。北宋沈括根据当时的运盐之法,计算出每100里的运输成本,陆路平均4钱/斤,水路平均1钱/斤,水路只
为陆路的四分之一
162
。这就使得官府重视了对水上交通的建设。
南宋中期,绍兴府有主要水上交通线11条,通航总里程920里,通航能力最大的为载重量500石的船只
163
这些主线,加上众多的小型水路,构成了内可通达全府各县、外能联接周边江海的航运体系。其中的西小江
(浦阳江)水系航道,沟通了诸暨、萧山、山阴,并与婺州、杭州相通;东小江(曹娥江)水系航运,沟通了
新昌、嵊县、上虞、会稽,并与明州(庆元府、今浙江宁波)相通。
浙东运河在南宋时处于鼎盛时期,一时成为南宋政权存在和运行的生命线。它横亘绍兴北部平原,贯通了
西小江、东小江两大水系,成为西通杭州、东通明州港的主要水上通道,政府纲运、商业货运、官民客运的水
上黄金通道。同时,由于南北对峙,日本、朝鲜及其他一些海外国家与地区的使节、商人不能取道北方,而钱
塘江口又多沙滩,航行也有困难,因此往往改从明州经运河入绍兴、临安。所以,此时的浙东运河,也成了使
节往来、海外贸易的黄金水道。不仅如此,浙东运河还与汇聚于鉴湖的众多溪流、河湖相连通,造就了山会平
原的水上交通网络。绍兴地处浙东运河的中间地段、咽喉部位,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一望而知的,从中得到的
利益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业态多样,经营活跃。
南宋时的绍兴府城,作为全府的商贸服务业中心,有三大特征。
一是市场众多,分布广泛。城北与城南,形成了两个繁华的工商业集聚区。与城市的越墙发展相应,城内
与城外形成了13处市场,其中城内有照水坊市、古废市、南市、北市、花市、瓦市等6处,城外有清道桥市、大
云桥东市、大云桥西市、龙兴寺前市、驿地市、江桥市、斜桥市等7处
164
。这就使得商业活动扩散到了城市的各
个角落。
二是市场细分,业务繁多。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日用商品的消费性商业更显发
达。同时,作为商品流通中心的流通性商业蓬勃兴起,原来作为商业活动补充的餐饮、旅店、租赁等服务业异
军突起,成为城市商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城市商业的内涵与外延、构成与业态,都发生了重大而深
刻的拓展与变化。
民营与官办的酒店遍布城内的街头巷尾。“激赏库酒楼,在照水坊;都酒务酒楼,在莲花桥。并郡守汪纲
建。”
165
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两家酒楼是官办的。陆游更是给我们留下了“城中酒垆千百所”的盛况
166
旅店业也是如此。府城东北的斜桥,“其下多客邸,四明舟楫往来所集。”
167
房屋、店铺、仓库类出租十分活跃。作为浙东路的首府和南宋事实上的先首都、后陪都,官府机构既众多
又庞大,以致“参议、机宜、抚干,旧无廨舍,皆僦居于市”
168
,甚至连城市驻军也一度“皆僦居于外”
169
夜市成为常态。如每年正月的元宵灯市,四方云集,百物汇聚,连周边州府、海外商人都赶来参与,场面
十分的壮观。“正月既望,为灯市,傍十数郡及海外商贾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
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
170
府城商业的繁荣,同样反映在税额上。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越州全州税额为54125贯,其中州
城28916贯
171
,占53%。至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绍兴全府税额增至106190贯,其中府城62256贯
172
,占
59%;府城税额是熙宁十年州城税额的2.15倍,比熙宁十年整个州的税额还要多。
三是市镇勃兴,城乡互通。府城商贸的繁荣,有力地带动了乡村商贸业的发展。其中最典型的,是南宋时
的绍兴农村市镇,由北宋时的初兴进入了勃兴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是山阴、会稽两县境内的鉴湖流域。
有学者研究认为,“到南宋中期,鉴湖流域有名可考的市镇就有35处”,“整个流域平均不到12平方公里
即有1处”
173
。这些市镇与丰富多彩、灵活多样、各具特色的会市、草市等,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村,成
了城乡互通的桥梁与纽带,有力地促进了城乡的互动发展。特别是其中的市镇,为今日经济发达的小城镇奠定
了历史性基础。
这些农村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出现了专业分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专业市场,如茶市、花市、
鱼市、米市、酒市等。陆游在他的诗中,也多有写到这些市场,如“兰亭之北是茶市”
174
、“茶市纷纷趁雨
前”
175
、“柳姑庙前鱼作市”
176
等。
这些市场不但分工专业,而且还出现了夜市等交易时间、活动方式上的明显变化。陆游对此也有具体描
述,如“鹊飞山月出,犬吠市船归”
177
、“村市船归闻犬声,寺楼钟鸣送鸦栖”
178
除有固定地点与场所的集市外,广大的农村还出现了货担贸易这种形式。从事货担贸易的人,俗称“销
货郎”,直至20世纪80年代,还行走于广大的农村。“销货郎”的出现,表明南宋时,市场活动、商品交易已
经渗透到了农村的各个角落,从而极大地方便了农民生活,促进了农产品流通,加速了商人阶层的形成。朱熹
曾对此发出过由衷的赞叹,称古时“只立得一市在那里,要买物事,便入那市中去。不似而今,要买物只于门
首,自有人担来卖,更是一日三次会合,亦通人情。”
179
这货担贸易,简直就是今日网购与快递的前身了。
第三,对外贸易,盛况空前。
南宋时绍兴的商贸,除了在府城与县城之间、县与县之间、城与乡之间进行外,与府外、海外的往来也十
分活跃。
位于浙东运河与钱塘江交汇处、与临安南郊大型草市浙江市隔江相对的西兴镇,北宋时就已是绍兴西部与
外界的重要交通枢纽,“自温、台、明、越往来者,皆由西兴径渡”
180
。至南宋,人员往来和货物运输更是十
分繁忙。“饯往迎来,常相属也。富商大贾,捩
挂席,夹以大舻,明珠、大贝、翠羽、瑟瑟之宝,重载而往
者,无虚日也。”
181
西兴镇东侧的钱清镇,位于浙东运河与西小江的交汇处,因“一钱太守”刘宠的故事而得名。南宋时,
这里船只、人员往来穿梭、昼夜不绝,街市、店铺熙熙攘攘、通宵达旦,成为绍兴西部的商贸重镇。陆游曾作
《夜归》诗,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绍兴北部的三江口,是南宋时越地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人流物流的集散中心,既有大量客商海船从四面
八方而来,又有大量客商海船向四面八方而去。文献上记载,常有“闽商海舶”
182
;“航瓯泊闽,浮鄞达吴,
浪浆风帆,千艘万舻”
183
;“三江郡东北,古戍郁嵯峨……年丰坊酒贱,盗息海商多”
184
。所有这些,都写出了
这里万商云集的繁荣景象。正是通过这里,绍兴的丝织品、茶叶、黄酒等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内外,海内外的珍
· 本期特稿
· 本期特稿
39
40
品也源源不断地流到绍兴,有的还通过绍兴输往临安和全国各地。海外贸易既是南宋时绍兴经济繁荣的重要标
志,又是南宋时绍兴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南宋时绍兴商贸业的繁荣,表明商品经济已经在这里捷足先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后来市场经济在这
里的率先萌芽、乡镇企业在这里的率先发展,奠定了人无我有的历史基础,因而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于今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四通八达、排灌两便的水利。
南宋时,朝廷一直比较重视水利建设,绍兴地方官府也是如此。通过治水,减轻了洪涝灾害,方便了农田
灌溉,利用了海涂旷土,开发了渔业资源,畅通了水上航运,促进了水城建设,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更为
后世提供了意味深长的启迪。
第一,兴建水利设施。
经过南宋前几十年的修建、新建,到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绍兴府属会稽、山阴、上虞、萧山、余姚
五县,共有堰、闸、斗门280所
185
,水利设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提升。
新昌县知县林安宅于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在县南创筑孝行砩,“长十余里,溉田一万三千亩,
民赖其利”
186
。实际上,这也是一项城市防洪工程。后来,知县涂相、宋贤等又相继整修,其效用一直持续至
今。林安宅还在城内疏浚了七口水井,俗名“七星井”,供居民饮用,井今尚存两口,而“七星”之名流传至
今。难怪他任满后,百姓于城中为他立像建祠;也难怪后人称,宋时有功于县者,安宅为最。其实,老百姓对
于为政者孰优孰劣、孰好孰坏、孰办实公事孰搞花架子,心里自有一杆秤,清楚得很,只是有时候出于多种原
因,不说而已。
上虞县于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在县东十里运河与通明江交汇处,设置通明南堰,以方便船只通
行。“海潮自定海历庆元,南抵慈溪,西越余姚至(通明)北堰,几四百里,地势高仰,潮至辄回,如倾注。
盐船经此需大汛,若重载当
(通“洪”),则百舟坐困,旬日不得前。于是增此坝,分导壅遏,通官民之
舟。”
187
这真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实事工程。
第二,整治江河湖泊。
一是治理西小江。南宋之初,西小江与浙东运河交汇处的南北两堰上,“官舟行旅往来如织”,然“潮
汛西下,壅遏不前,则纷然斗授,甚至殴伤堰卒,革日继夜不得休”。
188
在这种情况下,宋宁宗嘉泰元年
(1201),浙东茶盐提举叶
应地方乡绅之请,募得200万钱,于旧堰附近更筑新堰,并建屋供堰卒食宿,添牛
助船过堰。“堰落成,人皆便之”
189
。这简直就是办民之所盼、解民之所急了。
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海潮冲垮江口堤岸,淹没山阴县北部清风、安易两乡。知府赵
组织重修堤
塘,逐部石砌。嘉定十四年(1221),知府汪纲进一步对江塘进行了修固,收效甚佳。
二是治理东小江。新昌县知县林安宅首创东小江上游修筑堤塘,并作县城东堤,“绵亘三里,以捍溪
潦”,“东堤成,县治始获宁居,而民始免垫溺”
190
。林安宅所为,恰如其名,真是位令百姓安居无忧的好
官。此后,宋理宗宝庆(1225—1227)年间、宋度宗咸淳(1265—1274)年间,知县赵时
、吴均又相继对东
堤进行了重修。这也算得上是一任接着一任干了。
三是恢复夏盖湖。上虞的夏盖湖,在北宋时遭到严重侵占,以致水旱频发。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因
百姓之请,知县陈休锡罢境内湖田,夏盖湖得以部分恢复。建炎四年(1130),余姚人陈橐上书知州傅崧卿,
详述废湖之害与复湖之策,可惜傅崧卿在任仅数月即转调婺州而未得施行,这也成了官员频繁调动之害的一大
例证。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上虞知县赵不摇、绍兴知府张守奏请朝廷复湖,得到吏部侍郎李光等人的支
持。于是高宗下旨,次年正式复湖。此后直至宋末,夏盖湖管护得当,不再被废为田,四方百姓普遍受益。
四是部分恢复七十二湖。诸暨的七十二湖,北宋末南宋初基本堙废垦田,以至灾害不断。宋孝宗乾道四
年(1168),绍兴知府史浩奏请复湖,宋孝宗诏其“选委谙晓湖田利害官,相度措置”
191
,意思是叫这位知府
选择熟悉情况的人,酌情办理,可惜没有了下文。乾道七年(1171)十二月,有臣僚再次上言复湖,孝宗诏令
知府蒋芾落实。蒋芾是位好官,他动用全府之力,“开凿约用六十八万一千五百工,每工日给米二升,计用米
一万三千六百三十硕”
192
,终于使得部分湖泊得到了恢复。蒋芾复湖,告诉我们,一个好的决策,落地是多么
的重要;历史上的府县关系,是多么的紧密;一项用工68万多人次的工程的实施,是多么的了不起。
第三,为恢复鉴湖所做的努力。
鉴湖为东汉时马臻太守组织百姓所筑,是古越大地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鉴湖是一面名副其实的镜子,
它的侵与废,照出了人心的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
对鉴湖的非法围垦,在唐与五代十国时,已有零星出现。进入北宋,围湖垦田日益加剧,至宋徽宗政
和(1111—1118)末,“湖之存者亡几矣”
193
。至南宋高宗绍兴(1131—1162)间,“所谓鉴湖者,仅存其
名。”
194
整个有宋一代,特别是南宋,有识之士、贤牧良守们一直在为鉴湖的恢复而努力。北宋仁宗(1023—1063
在位)时,给越州派来了蒋堂、范仲淹等好官,可惜他们的任期实在太短;仁宗发布了不少禁止围湖垦殖的诏
令,可惜都成一纸空文;仁宗还于嘉
四年(1059)追封马臻为“利济王”,而此时盗湖之风依然日剧。所有
这些,不能不发人深思,令人叹息。
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吴芾出任绍兴知府。在废湖而致灾严重、民大饥的困难情况下,他以工代
赈,开始了有宋一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复湖行动。据“估算,出工人数在4万人以上,清淤在1000万立方米左
右”
195
,共恢复湖面270顷,修治堰、闸、斗门13所。由于复湖有功,吴芾次年调任刑部侍郎,鉴湖治理也因此
而告终。吏数变易,人亡政息,终究是吏治与政治的教训。
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五月,会稽县尉徐次铎作《复湖议》,详细记录了鉴湖侵废前的状况,力主增高
堤坝,恢复鉴湖,可惜得不到实施。
除了蒋堂、范仲淹、吴芾、徐次铎外,越州通判曾巩、绍兴签判王十朋等等,都为鉴湖的延续与记载,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与马臻太守一样,永远活在绍兴人民的心中。
第四,疏浚与维护运河。
一是疏浚萧山、山阴县段。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官府疏浚西兴至钱塘江沙河20里,西兴以东运河
13里,并新置6处堰闸,“通使纲运,民旅皆利”;还报请朝廷安排专门力量负责日常管护,以落实长效机
制,“差注指挥一人,专以‘开撩西兴沙河’系衔,及发捍江兵士五十名,专充开撩沙浦,不得杂役,仍从
本府起立营屋居之。”
196
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121),绍兴知府汪纲再次组织民工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十七年
(1224),汪纲“以往来渡者病涉”,又在西兴附近运河沿岸修筑沙路长1140丈,“靡钱三千万,米千斛,桩
筱五万有奇,逾月而工成”,“修阔平广,莫不以为利”。
197
二是治理会稽县段。为了解决鉴湖围垦而致的通航不便问题,宋高宗(1131—1162在位)“命漕臣发
一万七千余卒,自都泗堰至曹娥塔桥,开撩河身、夹塘,诏漕司给钱米。”
198
这实际上是会稽段运河与鉴湖分离
的开始。
三是浚治上虞县段。“绍兴(1131—1162)初,高宗次越,以上虞县梁湖堰东运河浅涩,令发六千五百
余工,委本县令、佐监督浚治。”
199
宋孝宗淳熙(1174—1189)年间,上虞知县汪大定修通明坝(后称通明北
坝),用于通行盐运之类的大型船只。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又在该坝南面新建通明南堰,专门用来通行
一般官民之舟。同年,县尉钱绩对运河东段进行大规模治理,加固堤防,新建和修复孟宅闸、清水闸等调节设
施。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精彩纷呈、绵延不绝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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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也源源不断地流到绍兴,有的还通过绍兴输往临安和全国各地。海外贸易既是南宋时绍兴经济繁荣的重要标
志,又是南宋时绍兴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南宋时绍兴商贸业的繁荣,表明商品经济已经在这里捷足先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后来市场经济在这
里的率先萌芽、乡镇企业在这里的率先发展,奠定了人无我有的历史基础,因而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于今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四通八达、排灌两便的水利。
南宋时,朝廷一直比较重视水利建设,绍兴地方官府也是如此。通过治水,减轻了洪涝灾害,方便了农田
灌溉,利用了海涂旷土,开发了渔业资源,畅通了水上航运,促进了水城建设,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更为
后世提供了意味深长的启迪。
第一,兴建水利设施。
经过南宋前几十年的修建、新建,到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绍兴府属会稽、山阴、上虞、萧山、余姚
五县,共有堰、闸、斗门280所
185
,水利设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提升。
新昌县知县林安宅于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在县南创筑孝行砩,“长十余里,溉田一万三千亩,
民赖其利”
186
。实际上,这也是一项城市防洪工程。后来,知县涂相、宋贤等又相继整修,其效用一直持续至
今。林安宅还在城内疏浚了七口水井,俗名“七星井”,供居民饮用,井今尚存两口,而“七星”之名流传至
今。难怪他任满后,百姓于城中为他立像建祠;也难怪后人称,宋时有功于县者,安宅为最。其实,老百姓对
于为政者孰优孰劣、孰好孰坏、孰办实公事孰搞花架子,心里自有一杆秤,清楚得很,只是有时候出于多种原
因,不说而已。
上虞县于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在县东十里运河与通明江交汇处,设置通明南堰,以方便船只通
行。“海潮自定海历庆元,南抵慈溪,西越余姚至(通明)北堰,几四百里,地势高仰,潮至辄回,如倾注。
盐船经此需大汛,若重载当
(通“洪”),则百舟坐困,旬日不得前。于是增此坝,分导壅遏,通官民之
舟。”
187
这真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实事工程。
第二,整治江河湖泊。
一是治理西小江。南宋之初,西小江与浙东运河交汇处的南北两堰上,“官舟行旅往来如织”,然“潮
汛西下,壅遏不前,则纷然斗授,甚至殴伤堰卒,革日继夜不得休”。
188
在这种情况下,宋宁宗嘉泰元年
(1201),浙东茶盐提举叶
应地方乡绅之请,募得200万钱,于旧堰附近更筑新堰,并建屋供堰卒食宿,添牛
助船过堰。“堰落成,人皆便之”
189
。这简直就是办民之所盼、解民之所急了。
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海潮冲垮江口堤岸,淹没山阴县北部清风、安易两乡。知府赵
组织重修堤
塘,逐部石砌。嘉定十四年(1221),知府汪纲进一步对江塘进行了修固,收效甚佳。
二是治理东小江。新昌县知县林安宅首创东小江上游修筑堤塘,并作县城东堤,“绵亘三里,以捍溪
潦”,“东堤成,县治始获宁居,而民始免垫溺”
190
。林安宅所为,恰如其名,真是位令百姓安居无忧的好
官。此后,宋理宗宝庆(1225—1227)年间、宋度宗咸淳(1265—1274)年间,知县赵时
、吴均又相继对东
堤进行了重修。这也算得上是一任接着一任干了。
三是恢复夏盖湖。上虞的夏盖湖,在北宋时遭到严重侵占,以致水旱频发。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因
百姓之请,知县陈休锡罢境内湖田,夏盖湖得以部分恢复。建炎四年(1130),余姚人陈橐上书知州傅崧卿,
详述废湖之害与复湖之策,可惜傅崧卿在任仅数月即转调婺州而未得施行,这也成了官员频繁调动之害的一大
例证。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上虞知县赵不摇、绍兴知府张守奏请朝廷复湖,得到吏部侍郎李光等人的支
持。于是高宗下旨,次年正式复湖。此后直至宋末,夏盖湖管护得当,不再被废为田,四方百姓普遍受益。
四是部分恢复七十二湖。诸暨的七十二湖,北宋末南宋初基本堙废垦田,以至灾害不断。宋孝宗乾道四
年(1168),绍兴知府史浩奏请复湖,宋孝宗诏其“选委谙晓湖田利害官,相度措置”
191
,意思是叫这位知府
选择熟悉情况的人,酌情办理,可惜没有了下文。乾道七年(1171)十二月,有臣僚再次上言复湖,孝宗诏令
知府蒋芾落实。蒋芾是位好官,他动用全府之力,“开凿约用六十八万一千五百工,每工日给米二升,计用米
一万三千六百三十硕”
192
,终于使得部分湖泊得到了恢复。蒋芾复湖,告诉我们,一个好的决策,落地是多么
的重要;历史上的府县关系,是多么的紧密;一项用工68万多人次的工程的实施,是多么的了不起。
第三,为恢复鉴湖所做的努力。
鉴湖为东汉时马臻太守组织百姓所筑,是古越大地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鉴湖是一面名副其实的镜子,
它的侵与废,照出了人心的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
对鉴湖的非法围垦,在唐与五代十国时,已有零星出现。进入北宋,围湖垦田日益加剧,至宋徽宗政
和(1111—1118)末,“湖之存者亡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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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南宋高宗绍兴(1131—1162)间,“所谓鉴湖者,仅存其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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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有宋一代,特别是南宋,有识之士、贤牧良守们一直在为鉴湖的恢复而努力。北宋仁宗(1023—1063
在位)时,给越州派来了蒋堂、范仲淹等好官,可惜他们的任期实在太短;仁宗发布了不少禁止围湖垦殖的诏
令,可惜都成一纸空文;仁宗还于嘉
四年(1059)追封马臻为“利济王”,而此时盗湖之风依然日剧。所有
这些,不能不发人深思,令人叹息。
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吴芾出任绍兴知府。在废湖而致灾严重、民大饥的困难情况下,他以工代
赈,开始了有宋一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复湖行动。据“估算,出工人数在4万人以上,清淤在1000万立方米左
右”
195
,共恢复湖面270顷,修治堰、闸、斗门13所。由于复湖有功,吴芾次年调任刑部侍郎,鉴湖治理也因此
而告终。吏数变易,人亡政息,终究是吏治与政治的教训。
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五月,会稽县尉徐次铎作《复湖议》,详细记录了鉴湖侵废前的状况,力主增高
堤坝,恢复鉴湖,可惜得不到实施。
除了蒋堂、范仲淹、吴芾、徐次铎外,越州通判曾巩、绍兴签判王十朋等等,都为鉴湖的延续与记载,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与马臻太守一样,永远活在绍兴人民的心中。
第四,疏浚与维护运河。
一是疏浚萧山、山阴县段。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官府疏浚西兴至钱塘江沙河20里,西兴以东运河
13里,并新置6处堰闸,“通使纲运,民旅皆利”;还报请朝廷安排专门力量负责日常管护,以落实长效机
制,“差注指挥一人,专以‘开撩西兴沙河’系衔,及发捍江兵士五十名,专充开撩沙浦,不得杂役,仍从
本府起立营屋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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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121),绍兴知府汪纲再次组织民工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十七年
(1224),汪纲“以往来渡者病涉”,又在西兴附近运河沿岸修筑沙路长1140丈,“靡钱三千万,米千斛,桩
筱五万有奇,逾月而工成”,“修阔平广,莫不以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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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治理会稽县段。为了解决鉴湖围垦而致的通航不便问题,宋高宗(1131—1162在位)“命漕臣发
一万七千余卒,自都泗堰至曹娥塔桥,开撩河身、夹塘,诏漕司给钱米。”
198
这实际上是会稽段运河与鉴湖分离
的开始。
三是浚治上虞县段。“绍兴(1131—1162)初,高宗次越,以上虞县梁湖堰东运河浅涩,令发六千五百
余工,委本县令、佐监督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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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淳熙(1174—1189)年间,上虞知县汪大定修通明坝(后称通明北
坝),用于通行盐运之类的大型船只。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又在该坝南面新建通明南堰,专门用来通行
一般官民之舟。同年,县尉钱绩对运河东段进行大规模治理,加固堤防,新建和修复孟宅闸、清水闸等调节设
施。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精彩纷呈、绵延不绝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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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代,重文兴教,南宋尤甚。南宋时的绍兴,教育空前发展,文化空前繁荣,与城市的辉煌、经济的
兴旺形成了互相促进、交相辉映、良性循环之势,文教在全国享有崇高地位,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地方官学空前发展。
一是硬件设施日臻改善。绍兴府学始建于唐代。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知府吴芾重修。宋宁宗嘉定
十六年(1223),知府汪纲又大加增葺。
山阴县学始建于宋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知县赵汝
请于府,得拨
缗钱30万,使县学设施大为改善。宋理宗淳
(1241—1252)年间,知县林顺再做整修。
上虞县学始建于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南宋初,知县叶
等进行扩建修缮。宋孝宗淳熙十一年
(1184),知县刘
重修。
嵊县县学始建于唐代。后几度兴废。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知县应彬重修孔子殿。继任范仲将、姜仲
开陆续增修,至绍兴五年(1135)全部完工。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县尉谢深甫再作提升完善。宋宁宗嘉
定七年(1214),知县史安之重建,为屋百区,规模宏大。
新昌县学始建于北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间。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知县林安宅重建。
诸暨县学始建于唐玄宗天宝(742—756)年间。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知县李文铸重建。后提刑王厚
之又整治改造周围环境。
萧山县学初建于北宋后期。南宋初,知县陈南重建。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知府汪纲拨缗钱30万、米
数十石大修。
余姚县学于南宋初,由余端礼、赵子萧、赵公豫等守臣相继整修。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增置射
圃。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知县施宿扩建,筑围墙,增学田,置书甚备。
南宋时的绍兴,是除首都临安外,地方官学办得最好的地方。难怪宋嘉泰《会稽志》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今天下县亦多有学,而会稽诸邑为盛。”
200
二是官民子弟一视同仁。生员来源已基本上没有出生和等级的特定标准,普通百姓子弟也能入学。这是一
个重大的进步。
三是教育内容因人而异。小学层次的启蒙教育,主要教材为汉代的《急就章》、唐代的《太公家教》及王
应麟的《三字经》《蒙训》、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内容包括识字、写作等语文常识,天文、地理等自然
常识,生产、生活等社会常识,言行、举止等伦理常识。大学层次的成人教育,主要学习经学、诗赋、策论等
知识。其中经学采用统一教材。南宋后期,随着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其著作成为法定的官学教材。
四是教育管理责任到人。主要由州学教授和县学学长负责,另有学谕、直学、斋长、斋谕等事务性学官各
司其职。
五是教育经费制度保障。一方面,由官府拨款提供。另一方面,是设置学田。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史
浩任绍兴知府后,多方增置学田,后为守臣仿效。学田来源为官府划拨公田、官府购买民田、民间捐献等。
南宋对各级官学的重视,是强化和传承天下一统观念的现实需要,是朝廷力量与地方政绩的政治展示,官
学因此而成了化成天下的施教场所。
第二,民间教育空前活跃。
家学——内部动。大特外,
品教养、兴趣引导。如以陆游为代表的山阴陆氏,家学兴盛,名人辈出。新昌石氏一门,家庭教育成效尤为显
著,到南宋中期,先后登第者达29人。
二是私塾——私人从事的教育活动。其中,受聘于富家大族,专授其子弟的,称“家塾”或“族塾”。受
聘于一村而设馆授徒的,称“村塾”。自行择地设馆,招收弟子的,称为“门塾”。私塾塾师多为未入仕或无
意仕途的士人,其中不乏硕儒名流。后来担任绍兴签判的温州乐清人王十朋,就曾就聘于嵊县周汝士家塾。宋
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汝士第进士,延十朋居家塾,宾师其弟子”,“后周氏登科相望,大都出十朋之
门”
201
——
绅创办,多由创办人亲自教授或延请硕儒名流讲授,因而出现了学者众多、学风兴盛、人才辈出的喜人局面。
如南宋初,嵊县人周瑜创办渊源堂义塾,曾聘王十朋为塾师。同县人吕规叔创办的鹿门义塾,先后请理学大家
朱熹、吕祖谦讲学。新昌石待旦于北宋时创办的石氏义塾,新昌陈祖、陈雷祖孙创办的桂山义塾,山阴韩度创
办的相韩义塾,嵊县姚景崇创办的姚氏义塾,嵊县王恺创办的金庭义塾,都很有影响。
义塾的大量出现,是好人愿意做好事这种良好的社会风气的体现,也是当时的绍兴教育体系完备的体现,
更是寒门子弟有机会“出人头地”的体现。这在当时实在是十分的了不起的。
第三,书院教育蓬勃兴起。
一是数量多。如由理学大家程颐弟子尹
,于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创办的和靖书院;南宋初,由周
瑜创办的渊源堂义塾发展而来的渊源堂书院;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经略使、李光之婿潘铸创办的月林书
院;淳熙(1174—1189)年间,吕规叔创建的鹿门书院;宋理宗绍定(1228—1233)年间,竹柏勤创建的竹楼
书院等。
二是名气大。宋孝宗(1163—1189在位)时,大理学家朱熹曾在府城龙山西岗的稽山书院及嵊县的石鼓书
院、鹿门书院等讲学,又在上虞西溪湖滨注《大学》《中庸》章句。南宋前期事功思潮的代表陈傅良,在绍兴
多个书院从事讲学活动。
三是主旨明。书院特别重视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学术理论水平的提升,教学方式灵活多样,倡导古今相
通、经世致用的学风。这种主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四,科举成绩空前提升。
教育的会稽“为盛”,换来的是科举的会稽“为最”。教育空前发展的直接效果,是科举成绩的空前。
有宋一代,越州——绍兴府所属其中的山阴、会稽、上虞、嵊州、新昌、诸暨六县,共有进士630位。其
中:文科618位,武科12位;北宋188位,南宋442位。北宋时平均每年登科1.12位,南宋时每年登科跃升到了
2.29位。而此前的五代文武进士才9位,更前面的唐代为12位,此后的元代也只有24位。
再从状元情况来看,据《绍兴市志》和侯福兴主编的《中国历代状元传略》等记载,南宋时绍兴府共有
7位状元,他们是: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的石公辙(特奏)、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的王佐、孝宗淳熙
二年(1175)的詹
、宁宗庆元二年(1196)的莫子纯(因有官,充第二)、宁宗嘉定四年(1211)的石继喻
(特奏)、理宗宝
元年(1253)的姚勉(一说瑞州高安人)、理宗景定三年(1262)的方山京(一说庆元慈
溪人)。南宋共有状元49位,绍兴占了全国的14%多;以187个州府来平均,则每个州府为0.26位,绍兴是平均
数的27倍。
由此我们可以说,南宋时的绍兴,在全国所有州、府中,教育质量是最高的,科举成绩是最好的。其实,
这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了定论:“国朝崇儒右文,
古为重,而东南儒风,宏
盛美,会稽为最焉。”
202
第五,学术流派风起云涌。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思想颇为活跃的时期,特别是宋室南渡后,理学大盛,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南宋
前期和中期,主要有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吕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陆学”。
绍兴的学术思想,深受朱、陆两家的影响,而尤以朱学影响为甚。朱熹在宋孝宗淳熙(1174—1189)间,
曾出任浙东提举,驻绍兴数年,学者云从;又应邀赴各县书院讲学、著述,宣传自己的思想;在绍兴多有惠
政,深得百姓拥戴。这就使得朱熹的思想在绍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与此同时,以杨简等“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陆学流派四明心学,在绍兴也有很大影响。
这两家最具代表性的绍兴学者,为新昌的石墩、石宗昭、俞浙等。石墩的学术倾向为“陆学”,但与朱熹
交好,卒后,朱熹为其作墓志铭,表明了两位大学者兼士大夫的惺惺相惜、高风亮节。
第六,方志成例影响深远。
绍兴是地方志的故乡,从《越绝书》算起,绍兴地方史志的编撰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修志成了绍兴人的
优良传统。
· 本期特稿
· 本期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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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代,重文兴教,南宋尤甚。南宋时的绍兴,教育空前发展,文化空前繁荣,与城市的辉煌、经济的
兴旺形成了互相促进、交相辉映、良性循环之势,文教在全国享有崇高地位,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地方官学空前发展。
一是硬件设施日臻改善。绍兴府学始建于唐代。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知府吴芾重修。宋宁宗嘉定
十六年(1223),知府汪纲又大加增葺。
山阴县学始建于宋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知县赵汝
请于府,得拨
缗钱30万,使县学设施大为改善。宋理宗淳
(1241—1252)年间,知县林顺再做整修。
上虞县学始建于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南宋初,知县叶
等进行扩建修缮。宋孝宗淳熙十一年
(1184),知县刘
重修。
嵊县县学始建于唐代。后几度兴废。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知县应彬重修孔子殿。继任范仲将、姜仲
开陆续增修,至绍兴五年(1135)全部完工。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县尉谢深甫再作提升完善。宋宁宗嘉
定七年(1214),知县史安之重建,为屋百区,规模宏大。
新昌县学始建于北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间。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知县林安宅重建。
诸暨县学始建于唐玄宗天宝(742—756)年间。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知县李文铸重建。后提刑王厚
之又整治改造周围环境。
萧山县学初建于北宋后期。南宋初,知县陈南重建。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知府汪纲拨缗钱30万、米
数十石大修。
余姚县学于南宋初,由余端礼、赵子萧、赵公豫等守臣相继整修。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增置射
圃。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知县施宿扩建,筑围墙,增学田,置书甚备。
南宋时的绍兴,是除首都临安外,地方官学办得最好的地方。难怪宋嘉泰《会稽志》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今天下县亦多有学,而会稽诸邑为盛。”
200
二是官民子弟一视同仁。生员来源已基本上没有出生和等级的特定标准,普通百姓子弟也能入学。这是一
个重大的进步。
三是教育内容因人而异。小学层次的启蒙教育,主要教材为汉代的《急就章》、唐代的《太公家教》及王
应麟的《三字经》《蒙训》、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内容包括识字、写作等语文常识,天文、地理等自然
常识,生产、生活等社会常识,言行、举止等伦理常识。大学层次的成人教育,主要学习经学、诗赋、策论等
知识。其中经学采用统一教材。南宋后期,随着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其著作成为法定的官学教材。
四是教育管理责任到人。主要由州学教授和县学学长负责,另有学谕、直学、斋长、斋谕等事务性学官各
司其职。
五是教育经费制度保障。一方面,由官府拨款提供。另一方面,是设置学田。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史
浩任绍兴知府后,多方增置学田,后为守臣仿效。学田来源为官府划拨公田、官府购买民田、民间捐献等。
南宋对各级官学的重视,是强化和传承天下一统观念的现实需要,是朝廷力量与地方政绩的政治展示,官
学因此而成了化成天下的施教场所。
第二,民间教育空前活跃。
家学——内部动。大特外,
品教养、兴趣引导。如以陆游为代表的山阴陆氏,家学兴盛,名人辈出。新昌石氏一门,家庭教育成效尤为显
著,到南宋中期,先后登第者达29人。
二是私塾——私人从事的教育活动。其中,受聘于富家大族,专授其子弟的,称“家塾”或“族塾”。受
聘于一村而设馆授徒的,称“村塾”。自行择地设馆,招收弟子的,称为“门塾”。私塾塾师多为未入仕或无
意仕途的士人,其中不乏硕儒名流。后来担任绍兴签判的温州乐清人王十朋,就曾就聘于嵊县周汝士家塾。宋
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汝士第进士,延十朋居家塾,宾师其弟子”,“后周氏登科相望,大都出十朋之
门”
201
三是义学——民间举办、面向贫穷孤寡家庭子弟的教育活动。宋代绍兴义学不仅数量多,而且多为贤士乡
绅创办,多由创办人亲自教授或延请硕儒名流讲授,因而出现了学者众多、学风兴盛、人才辈出的喜人局面。
如南宋初,嵊县人周瑜创办渊源堂义塾,曾聘王十朋为塾师。同县人吕规叔创办的鹿门义塾,先后请理学大家
朱熹、吕祖谦讲学。新昌石待旦于北宋时创办的石氏义塾,新昌陈祖、陈雷祖孙创办的桂山义塾,山阴韩度创
办的相韩义塾,嵊县姚景崇创办的姚氏义塾,嵊县王恺创办的金庭义塾,都很有影响。
义塾的大量出现,是好人愿意做好事这种良好的社会风气的体现,也是当时的绍兴教育体系完备的体现,
更是寒门子弟有机会“出人头地”的体现。这在当时实在是十分的了不起的。
第三,书院教育蓬勃兴起。
一是数量多。如由理学大家程颐弟子尹
,于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创办的和靖书院;南宋初,由周
瑜创办的渊源堂义塾发展而来的渊源堂书院;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经略使、李光之婿潘铸创办的月林书
院;淳熙(1174—1189)年间,吕规叔创建的鹿门书院;宋理宗绍定(1228—1233)年间,竹柏勤创建的竹楼
书院等。
二是名气大。宋孝宗(1163—1189在位)时,大理学家朱熹曾在府城龙山西岗的稽山书院及嵊县的石鼓书
院、鹿门书院等讲学,又在上虞西溪湖滨注《大学》《中庸》章句。南宋前期事功思潮的代表陈傅良,在绍兴
多个书院从事讲学活动。
三是主旨明。书院特别重视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学术理论水平的提升,教学方式灵活多样,倡导古今相
通、经世致用的学风。这种主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四,科举成绩空前提升。
教育的会稽“为盛”,换来的是科举的会稽“为最”。教育空前发展的直接效果,是科举成绩的空前。
有宋一代,越州——绍兴府所属其中的山阴、会稽、上虞、嵊州、新昌、诸暨六县,共有进士630位。其
中:文科618位,武科12位;北宋188位,南宋442位。北宋时平均每年登科1.12位,南宋时每年登科跃升到了
2.29位。而此前的五代文武进士才9位,更前面的唐代为12位,此后的元代也只有24位。
再从状元情况来看,据《绍兴市志》和侯福兴主编的《中国历代状元传略》等记载,南宋时绍兴府共有
7位状元,他们是: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的石公辙(特奏)、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的王佐、孝宗淳熙
二年(1175)的詹
、宁宗庆元二年(1196)的莫子纯(因有官,充第二)、宁宗嘉定四年(1211)的石继喻
(特奏)、理宗宝
元年(1253)的姚勉(一说瑞州高安人)、理宗景定三年(1262)的方山京(一说庆元慈
溪人)。南宋共有状元49位,绍兴占了全国的14%多;以187个州府来平均,则每个州府为0.26位,绍兴是平均
数的27倍。
由此我们可以说,南宋时的绍兴,在全国所有州、府中,教育质量是最高的,科举成绩是最好的。其实,
这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了定论:“国朝崇儒右文,
古为重,而东南儒风,宏
盛美,会稽为最焉。”
202
第五,学术流派风起云涌。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思想颇为活跃的时期,特别是宋室南渡后,理学大盛,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南宋
前期和中期,主要有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吕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陆学”。
绍兴的学术思想,深受朱、陆两家的影响,而尤以朱学影响为甚。朱熹在宋孝宗淳熙(1174—1189)间,
曾出任浙东提举,驻绍兴数年,学者云从;又应邀赴各县书院讲学、著述,宣传自己的思想;在绍兴多有惠
政,深得百姓拥戴。这就使得朱熹的思想在绍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与此同时,以杨简等“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陆学流派四明心学,在绍兴也有很大影响。
这两家最具代表性的绍兴学者,为新昌的石墩、石宗昭、俞浙等。石墩的学术倾向为“陆学”,但与朱熹
交好,卒后,朱熹为其作墓志铭,表明了两位大学者兼士大夫的惺惺相惜、高风亮节。
第六,方志成例影响深远。
绍兴是地方志的故乡,从《越绝书》算起,绍兴地方史志的编撰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修志成了绍兴人的
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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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代,是浙江方志的大繁荣时期。全浙修志197种,其中绍兴24种,占12%;其中府志71种,绍兴有
10种,占14%。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载,全国现存宋代志书28部,其中属浙江的有15部,占全国的
54%;浙江的15部中,绍兴有3部,占全省的20%、全国的11%。
南宋时的绍兴方志,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尤以幸存的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和《剡
录》为典型代表。
嘉泰《会稽志》成书于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由当时的绍兴知府沈作宾等修,通判施宿纂,陆游为之
作序。宝庆《会稽续志》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张
撰。这两部志书,内容详备,体例严谨,风格
独具,堪称方志“双绝”。
《剡录》成书于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县令史安之修,高似孙纂。它不仅是绍兴的第一部县志,而且
是浙江现存唯一的宋代县志,更是编次有序、脉络井然、行文简约、征引赅博的方志佳作。
这三部方志在内容和体例上都大大超越了以前的各种方志,具有集既往之大成、开未来之新例的意义,标
志着府县志书体例的成熟定型,为后来方志的修撰起到了承古开新的作用。
第七,刻书藏书蔚然成风。
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此时形成的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体系,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
中叶西方机械印刷术传入之后。
绍兴是宋代图书刻印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南宋时的官刻,尤为发达。除绍兴府衙、府学外,连驻在
绍兴府的诸多路级机构,都竞相刻印,呈现出了主体多、规模大、质量高的特点,绍兴由此而成为几乎与临安
相埒的全国刻书重镇。绍兴府刻印的有《古越图经》《论衡》《元氏长庆集》《吴越春秋》《越绝书》《会稽
三赋》《剡录》及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等近百种。浙东提举茶盐司刻印有《周易注疏》《资治
通鉴》《稽古录》等数十种。浙东转运使司刻印的有《通鉴外记》等。浙东提点刑狱司刻印的有《苕溪渔隐丛
话》等。浙东提举常平司刻印的有《兰亭考》等。
除大规模的官刻外,民间家庭的私刻书籍,经营书籍的坊肆的坊刻书籍,也大量出现,陆宰、陆游父子就
先后刻有23种之多。
与发达的刻书业相辉映,绍兴的读书人如雨后春笋,藏书家大量涌现。
陆宰藏书在万卷以上,宋高宗于绍兴十三年(1143)下诏征求天下遗书,特设书局负责抄录和整理陆家藏书。
陆游宦游各地,遍购书籍,将自己的藏书之室称为“书巢”,并作《书巢记》,称“俯仰四顾,无非书
者”。归隐山阴故里后,又将书斋改名为“老学庵”,并作《题老学庵壁》,称“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
送流年。”
宋时新昌石氏,也是藏书世家。陆游在《朝奉大夫石公墓志铭》中写到,石邦圻建博古堂时,藏书多达2
万卷。
会稽县诸葛行仁,虽布衣出身,却颇多藏书。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六月,他向朝廷捐书8546卷,可见
所藏之巨。
上虞人李光、李孟传父子,无书不读,至老不厌,藏书万卷以上。
王安石之孙王厚之,由临川迁居诸暨,据嘉泰《会稽志·藏书》载,也是位书籍、古玩、字画的收藏大家。
南宋时绍兴的刻书、藏书之风,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八,诗文大家接二连三。
宋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唐代之后又一个文学发展的高峰,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文体丰富多彩,亮
点纷呈。南宋时的绍兴,更是以作家之多、作品之佳,而声闻当时,流芳后世。
宋代绍兴地区出现的诸多文学家中,成就最巨、影响最大、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地位最高的,当推陆游。
陆游爱国、敬业、尚和
203
,他的文学成就,在诗歌领域最为突出。他“六十年间万首诗”
204
,至今尚存9300多
首,是中国古代作诗最多、存诗最多的诗人。他在词坛也颇有地位,存词130余首,与辛弃疾并称“辛陆”。
他的散文也有很高成就,有“南宋宗匠”之誉。
除陆游外,南宋时绍兴本籍的著名诗人、词人,还有上虞人、南宋“四名臣”之一李光;家住会稽玉笥
山、以咏物词见长的王沂孙等。
南宋时,客籍绍兴的著名诗人与词人有:徐俯,江西诗派大家黄庭坚外甥,以灵动自然的诗作见长,“
居会稽山之南,卒葬伏虎山”
205
朱敦儒,曾在绍兴任浙东提点刑狱,其词作多在口语化、散文化中,展现出婉丽清畅的特征。
曾几,以浙东提点刑狱卜居绍兴,其诗多在妥帖、平夷的语言风格中,表达忧国忧民的情感,陆游等深
其影响。
李清照,曾先后三次客居绍兴,才华俯视巾帼、直压须眉,是南宋词坛婉约派代表性人物,作品个性鲜
明,风格自成一家,被称为“易安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辛弃疾,力主抗金,曾于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六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任绍兴知府,善诗文,尤
以词名世,人称“稼轩词”,《全宋词》收其词625首,是宋代词作数量最多、词坛地位最高的一位,宋词豪
放派的典型代表,作品给人以豪情激扬、飞动跳荡、横绝六合、扫空万古之感。
谢翱,宋末抗元失败后,曾留居会稽王英孙家,诗、词、文俱工,尤以诗见长,存诗200余首,作品桀
骜,有奇气。
林景熙,与山阴王孙英交谊密笃,应邀约来越,成为当时山阴吟社领袖。又与谢翱、唐钰等名士相交,
与收拾六陵遗骨葬于兰亭天章寺前,存诗300余首、文40篇,作品立意深婉豪健,文笔简古凝练,语言含蓄酣
畅。浙江古籍出版社于1995年、2017年,分别出版有《林景熙集校注》《林景熙集补注》。
第九,艺术大家层出不穷。
书法方面,绍兴本籍与客籍的代表性人物有:姚宽,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由嵊县迁居诸暨,工篆、
隶,曾考证《会稽刻石》的位置在平水鹅鼻山,所著《西溪丛话》19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宋高宗赵构,在绍兴时正值青春时期,钟情黄庭坚,勤练《兰亭序》,于弘扬黄体与王书,发挥了上行
效的作用。
陆游,楷、行、草皆善,尤精于草,自谓“草书学张颠,行书学杨风。平身江湖心,聊寄华砚中。”
206
朱熹,善行书,犹擅大字。在绍兴时,观王厚之所藏书画金石,多有题跋,如《题右军帖》《题曹
帖》等。其《上时宰札子卷》《赐书帖》,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传为他书的“白泉漱
玉”“梅墅堆琼”“叠书岩”,至今完好保存在嵊州贵门白宅墅村的访友桥旁。
辛弃疾,故宫博物院藏有其墨迹《去国帖》。
杨桂枝,会稽人,宋宁宗皇后,以书法名于时,曾为太清宫书《道德经》石幢。
,杨桂枝妹,人称“杨妹子”,工书,所书有秀颖妍媚之态,亦善画。
绘画方面,本籍与客籍的代表性人物有:执焕,宋高宗时曾任殿前使臣,工人物,画迹有《尧民击壤图
《右军书扇图》等。
徐本,工杂画。其侄徐世昌亦善画,尤工花鸟。
王英孙,字才翁,号修竹,宋末官将作监主簿,世称王监薄。出生世宦望族,家富财资,雅节不凡,喜
致四方贤士,林景熙、谢翱、唐钰等节概之士皆相与游。善画墨竹兰蕙,雅洁潇洒,为时人所宗。
石刻方面,代表性的有:宛委山飞来石上,现存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吴梓才楷书题刻;宋宁宗嘉定
十五年(1222),知府汪纲等楷书题刻。
府山飞翼楼北下岩壁上,存有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知府汪纲等的楷书题刻。
除摩崖外,南宋时的绍兴,存遗了大量的碑版、墓志,均有很高的书艺价值。
除这些外,从宋六陵遗址出土的武士残像、瓦当残件及建筑装饰残物等来看,南宋时的雕刻艺术,也是
为细腻生动的。
第十,佛教寺院遍布城乡。
南宋时,绍兴佛教得益于隋唐繁荣的基础与经济兴旺等优势,保持了兴盛的局面,呈现出了赐额广泛、
· 本期特稿
· 本期特稿
43
44
有宋一代,是浙江方志的大繁荣时期。全浙修志197种,其中绍兴24种,占12%;其中府志71种,绍兴有
10种,占14%。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载,全国现存宋代志书28部,其中属浙江的有15部,占全国的
54%;浙江的15部中,绍兴有3部,占全省的20%、全国的11%。
南宋时的绍兴方志,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尤以幸存的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和《剡
录》为典型代表。
嘉泰《会稽志》成书于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由当时的绍兴知府沈作宾等修,通判施宿纂,陆游为之
作序。宝庆《会稽续志》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张
撰。这两部志书,内容详备,体例严谨,风格
独具,堪称方志“双绝”。
《剡录》成书于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县令史安之修,高似孙纂。它不仅是绍兴的第一部县志,而且
是浙江现存唯一的宋代县志,更是编次有序、脉络井然、行文简约、征引赅博的方志佳作。
这三部方志在内容和体例上都大大超越了以前的各种方志,具有集既往之大成、开未来之新例的意义,标
志着府县志书体例的成熟定型,为后来方志的修撰起到了承古开新的作用。
第七,刻书藏书蔚然成风。
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此时形成的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体系,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
中叶西方机械印刷术传入之后。
绍兴是宋代图书刻印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南宋时的官刻,尤为发达。除绍兴府衙、府学外,连驻在
绍兴府的诸多路级机构,都竞相刻印,呈现出了主体多、规模大、质量高的特点,绍兴由此而成为几乎与临安
相埒的全国刻书重镇。绍兴府刻印的有《古越图经》《论衡》《元氏长庆集》《吴越春秋》《越绝书》《会稽
三赋》《剡录》及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等近百种。浙东提举茶盐司刻印有《周易注疏》《资治
通鉴》《稽古录》等数十种。浙东转运使司刻印的有《通鉴外记》等。浙东提点刑狱司刻印的有《苕溪渔隐丛
话》等。浙东提举常平司刻印的有《兰亭考》等。
除大规模的官刻外,民间家庭的私刻书籍,经营书籍的坊肆的坊刻书籍,也大量出现,陆宰、陆游父子就
先后刻有23种之多。
与发达的刻书业相辉映,绍兴的读书人如雨后春笋,藏书家大量涌现。
陆宰藏书在万卷以上,宋高宗于绍兴十三年(1143)下诏征求天下遗书,特设书局负责抄录和整理陆家藏书。
陆游宦游各地,遍购书籍,将自己的藏书之室称为“书巢”,并作《书巢记》,称“俯仰四顾,无非书
者”。归隐山阴故里后,又将书斋改名为“老学庵”,并作《题老学庵壁》,称“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
送流年。”
宋时新昌石氏,也是藏书世家。陆游在《朝奉大夫石公墓志铭》中写到,石邦圻建博古堂时,藏书多达2
万卷。
会稽县诸葛行仁,虽布衣出身,却颇多藏书。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六月,他向朝廷捐书8546卷,可见
所藏之巨。
上虞人李光、李孟传父子,无书不读,至老不厌,藏书万卷以上。
王安石之孙王厚之,由临川迁居诸暨,据嘉泰《会稽志·藏书》载,也是位书籍、古玩、字画的收藏大家。
南宋时绍兴的刻书、藏书之风,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八,诗文大家接二连三。
宋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唐代之后又一个文学发展的高峰,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文体丰富多彩,亮
点纷呈。南宋时的绍兴,更是以作家之多、作品之佳,而声闻当时,流芳后世。
宋代绍兴地区出现的诸多文学家中,成就最巨、影响最大、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地位最高的,当推陆游。
陆游爱国、敬业、尚和
203
,他的文学成就,在诗歌领域最为突出。他“六十年间万首诗”
204
,至今尚存9300多
首,是中国古代作诗最多、存诗最多的诗人。他在词坛也颇有地位,存词130余首,与辛弃疾并称“辛陆”。
他的散文也有很高成就,有“南宋宗匠”之誉。
除陆游外,南宋时绍兴本籍的著名诗人、词人,还有上虞人、南宋“四名臣”之一李光;家住会稽玉笥
山、以咏物词见长的王沂孙等。
南宋时,客籍绍兴的著名诗人与词人有:徐俯,江西诗派大家黄庭坚外甥,以灵动自然的诗作见长,“卜
居会稽山之南,卒葬伏虎山”
205
朱敦儒,曾在绍兴任浙东提点刑狱,其词作多在口语化、散文化中,展现出婉丽清畅的特征。
曾几,以浙东提点刑狱卜居绍兴,其诗多在妥帖、平夷的语言风格中,表达忧国忧民的情感,陆游等深受
其影响。
李清照,曾先后三次客居绍兴,才华俯视巾帼、直压须眉,是南宋词坛婉约派代表性人物,作品个性鲜
明,风格自成一家,被称为“易安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辛弃疾,力主抗金,曾于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六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任绍兴知府,善诗文,尤
以词名世,人称“稼轩词”,《全宋词》收其词625首,是宋代词作数量最多、词坛地位最高的一位,宋词豪
放派的典型代表,作品给人以豪情激扬、飞动跳荡、横绝六合、扫空万古之感。
谢翱,宋末抗元失败后,曾留居会稽王英孙家,诗、词、文俱工,尤以诗见长,存诗200余首,作品桀
骜,有奇气。
林景熙,与山阴王孙英交谊密笃,应邀约来越,成为当时山阴吟社领袖。又与谢翱、唐钰等名士相交,参
与收拾六陵遗骨葬于兰亭天章寺前,存诗300余首、文40篇,作品立意深婉豪健,文笔简古凝练,语言含蓄酣
畅。浙江古籍出版社于1995年、2017年,分别出版有《林景熙集校注》《林景熙集补注》。
第九,艺术大家层出不穷。
书法方面,绍兴本籍与客籍的代表性人物有:姚宽,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由嵊县迁居诸暨,工篆、
隶,曾考证《会稽刻石》的位置在平水鹅鼻山,所著《西溪丛话》19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宋高宗赵构,在绍兴时正值青春时期,钟情黄庭坚,勤练《兰亭序》,于弘扬黄体与王书,发挥了上行下
效的作用。
陆游,楷、行、草皆善,尤精于草,自谓“草书学张颠,行书学杨风。平身江湖心,聊寄华砚中。”
206
朱熹,善行书,犹擅大字。在绍兴时,观王厚之所藏书画金石,多有题跋,如《题右军帖》《题曹操
帖》等。其《上时宰札子卷》《赐书帖》,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传为他书的“白泉漱
玉”“梅墅堆琼”“叠书岩”,至今完好保存在嵊州贵门白宅墅村的访友桥旁。
辛弃疾,故宫博物院藏有其墨迹《去国帖》。
杨桂枝,会稽人,宋宁宗皇后,以书法名于时,曾为太清宫书《道德经》石幢。
,杨桂枝妹,人称“杨妹子”,工书,所书有秀颖妍媚之态,亦善画。
绘画方面,本籍与客籍的代表性人物有:执焕,宋高宗时曾任殿前使臣,工人物,画迹有《尧民击壤图》
《右军书扇图》等。
徐本,工杂画。其侄徐世昌亦善画,尤工花鸟。
王英孙,字才翁,号修竹,宋末官将作监主簿,世称王监薄。出生世宦望族,家富财资,雅节不凡,喜延
致四方贤士,林景熙、谢翱、唐钰等节概之士皆相与游。善画墨竹兰蕙,雅洁潇洒,为时人所宗。
石刻方面,代表性的有:宛委山飞来石上,现存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吴梓才楷书题刻;宋宁宗嘉定
十五年(1222),知府汪纲等楷书题刻。
府山飞翼楼北下岩壁上,存有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知府汪纲等的楷书题刻。
除摩崖外,南宋时的绍兴,存遗了大量的碑版、墓志,均有很高的书艺价值。
除这些外,从宋六陵遗址出土的武士残像、瓦当残件及建筑装饰残物等来看,南宋时的雕刻艺术,也是颇
为细腻生动的。
第十,佛教寺院遍布城乡。
南宋时,绍兴佛教得益于隋唐繁荣的基础与经济兴旺等优势,保持了兴盛的局面,呈现出了赐额广泛、功
· 本期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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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用广众、寺产广大、诸宗广传的鲜明特征
207
绍兴合府有寺院344所,其中府城27所、山阴45所、会稽44所、上虞34所、嵊县37所、新昌21所、诸暨66
所、萧山35所、余姚35所。
代表性的寺院有:大善寺,南朝梁天监三年(504)建。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高宗南奔越州,以州
府为行宫,守臣住该寺。
长庆院,唐永徽二年(651)建。南宋时,祀抗金卫士唐琦于寺侧。
泰宁寺,吴越时建。初名化城院。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陆佃拜尚书左丞,请以为功德院,赐名
“证慈”,由书法家米芾题额。宋高宗绍兴(1131—1162)初,诏卜昭慈圣献太后攒宫,遂以该寺为陵寺;又
因慈圣攒宫欲将归
宋哲宗永泰陵,遂改寺名曰“泰宁”。建宋宁宗永茂陵时迁建。因南宋诸帝陵在其周围,
崇葺隆盛,规模宏大。
天章寺,宋太宗至道二年(996)赐名。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重建,内有宋仁宗赐额、宋高宗御书
《兰亭序》石刻。
天衣寺,原为东晋末年高僧昙翼结庵诵经处,会稽内史孟
奏请为法华寺。南朝梁时,有天竺阿育王所铸
金铜维卫佛像泛海至中国,梁武帝命置该寺,南宋时尚存。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皇子魏惠宪王赵恺卒,
诏攒厝于寺旁,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被盗挖。
灵秘院,建于宋高宗绍兴(1131—1162)中。宋孝宗淳熙十年(1189),准尚书礼部符甲乙住持。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江南无双、意义深远的皇陵。
南宋是绍兴地区自越王句践以来,最具浓墨重彩的历史时期。建于绍兴的南宋六陵,是南宋最具标志性意
义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第一,南宋六陵是江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皇家陵园。
“南宋六陵”“宋六陵”“六陵”之名,见之于明神宗万历(1573—1620)《绍兴府志》卷首之《宋六陵
图》、清万斯同辑《南宋六陵遗事》、清丁业辑《六陵劫余志》等。其实,这些名称只是俗称而已,其开始出
现,可能与明代曾修复南宋六帝之陵有关。南宋一代实际修建的陵墓有14座,涉及两宋7位皇帝、7位皇后,其
中南宋6帝3后、北宋1帝4后。这里依下葬的时间先后,简介如下。
孟后(昭慈圣献)攒宫。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四月,宋哲宗废后孟氏崩于越州。六月,就近选择会稽
县上皇村宝山权攒,其地东南高山,西北流水,乃大吉之地。“神园方百步”;又将“一里许”之宝山证慈禅
院改为泰宁寺以“寺供香火”
208
,作为下宫。
宋徽宗永
陵(郑皇后、邢皇后、韦皇后
)。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宋金和议成,宋徽宗、郑
后(显肃)、邢后(宪节)梓宫南返。建永
陵于孟后攒宫“近北偏西”
209
的五十步稍外,建郑后、邢后攒宫
于徽宗攒宫北偏西处。绍兴二十九年(1159),韦后崩,十一月掩攒宫于“永
陵篱寨内显肃皇后神围正西约
一十九步”。
210
宋高宗永思陵(吴皇后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乙亥,宋高宗崩。次年三月丙寅,葬于永
陵西北、韦后攒宫的“正西向南”
211
,从驾崩至下葬相隔五个月零十天。吴后(宪圣慈烈)晚十年卒,
攒于
“永思陵正北偏西”“委是高阜”处
212
宋孝宗永阜陵(谢皇后
)。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六月九日,宋孝宗崩。因有闰十月,历六个月零
二十多天后,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葬于“永
陵下宫之西南,永思陵下宫之东南”
213
处。谢后晚十四年
卒,
“永阜陵正北”
214
宋光宗永崇陵。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八月辛卯,宋光宗崩。历三个月十六天后,于十一月丙寅葬于
“永阜陵西,永思陵下空闲地段”
215
,大概为选永阜陵时认为“土肉浅薄,又皆窄狭”的不宜安穴之处。草草
选穴,匆匆下葬,或许反映的正是这位“疯皇”的为人为事为帝吧。
宋宁宗永茂陵(杨皇后
)。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闰八月丁酉,宋宁宗崩。历七个月零七天后,
……
216
的原泰宁寺
处。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杨皇后(恭圣仁烈皇后)崩,次年四月
永茂陵上下宫间。
宋理宗永穆陵。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十月丁卯,理宗崩。历四个月十八天后,于次年三月甲申,葬于
永茂陵西北的永穆陵。
宋度宗永绍陵。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七月癸未,度宗崩。历六个月后,于次年正月壬午,葬于永穆陵
西的永绍陵。
南宋皇室成员中,另有孝宗郭皇后、夏皇后,光宗李皇后,宁宗韩皇后,因先于皇帝而卒,“神灵既安
并不迁
217
,所以不
于皇陵,而均葬于临安西湖南山一带的寺院附近。宋孝宗嫡长子、庄文太子赵
,宋
宁宗太子、景献太子赵询,均未继位而卒,亦葬于西湖南山,今杭州“太子湾公园”之名,即因此而来。
还有,南宋九位皇帝中,除前述六位外,恭帝赵
与宋理宗谢皇后、度宗全皇后一起,于宋恭帝德
二年
(1276)三月为元军所掳北上,后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被赐死于河西。宋度宗子、端宗赵
于恭帝德
二年五月一日在福州即位,改元景炎。景炎三年(1278)四月十五日,端宗因在南奔途中惊恐成疾,死于雷州
洲,年仅11岁。随即,宋度宗子赵
被拥为帝,改元祥兴。祥兴二年(1279)二月,44岁的南宋丞相、抗元
名臣陆秀夫,在宋军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宁死不屈,负8岁的帝
于崖山蹈海自尽,表现出了为臣之忠烈、为
君之为国。
南宋九帝,一帝死于河西,一帝死于
洲,一帝死于崖山海里,六帝葬于绍兴。因此,称南宋六陵是南宋
皇家陵园,是江南地区规模最大、也是唯一的皇家陵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广东的赵佗墓、江苏的朱元璋孝
陵,都是孤家寡人,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第二,南宋六陵是古代史上遭遇最惨的帝王陵寝。
中国古代改朝换代之际,多对前代帝王陵寝采取保护措施。虽然中国历史上帝王陵寝被盗的记录史不绝
书,历历可证,但多属个人所为,与官方没有多大关系,且以盗取墓中宝物为主。而南宋皇陵所遭受的惨烈浩
劫,性质极其恶劣,程度几近毁灭,实属空前绝后,令人发上指冠。
一是朝廷支持。“宋朝灭亡不久,在元朝政府的默许之下,发生了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盗墓行
动。”
218
“杨琏真伽等人的盗墓行动得到了元朝政府的鼎力支持”
219
。曾有元朝官员和赵宋宗室请求朝廷保护
宋陵,但朝廷均不予置理。盗墓所得的宝物很多献给了朝廷,朝廷曾用这些宝物装修天衣寺。
这次盗墓的首要人物杨琏真伽,是西藏僧人,高僧八思巴的弟子。元世祖忽必烈“崇尚释氏”,将以密
西——
220
,杨琏真伽遂凭借与老师的
关系,被朝廷授予“江南释教总统”之要职
221
,总管江南地区佛教事务。元代还实行地方“正使而下,必以
使……
222
的僧官制度。这一制度,赋予了僧人以极大的权
力,这固然有利于佛教的发展与统治的巩固,但另一方面,也直接导致了“僧徒贪利无已,营结近侍,欺昧奏
请”
223
。这样的制度安排,使杨琏真伽披上了朝廷重臣的外衣,拥有了号令江南的权力,从而使得盗墓成了理
由充分的官方决策,一呼百应的官方差事,肆无忌惮的官方行为。可以说,这是六陵浩劫的制度祸根。
事实就是如此,宋六陵浩劫的罪魁祸首是朝廷,刽子手是髡人杨琏真伽及其爪牙。他们狼狈为奸,沆瀣
气,是六陵浩劫的始作俑者。
二是丧尽天良。最先被盗的宋陵,是宋孝宗的次子、攒厝于山阴法华山天衣寺旁的魏王赵恺的坟墓。元
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二年(1285),会稽县泰宁寺僧人宗允、宗恺为讨好杨琏真伽,勾结天衣寺僧人福闻挖掘赵
恺之墓,并将获得的大量珠宝送给了他。
魏王陵的盗挖,极大地刺激了杨琏真伽等的物质贪欲与政治恶意。于是,他们招来河西僧人及其凶党,
组织、有计划地开始了对宋六陵的浩劫。
对宋六陵的第一次盗挖,发生于盗挖魏王陵的当年八月,即至元二十二年(1285)八月,充分暴露了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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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合府有寺院344所,其中府城27所、山阴45所、会稽44所、上虞34所、嵊县37所、新昌21所、诸暨66
所、萧山35所、余姚35所。
代表性的寺院有:大善寺,南朝梁天监三年(504)建。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高宗南奔越州,以州
府为行宫,守臣住该寺。
长庆院,唐永徽二年(651)建。南宋时,祀抗金卫士唐琦于寺侧。
泰宁寺,吴越时建。初名化城院。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陆佃拜尚书左丞,请以为功德院,赐名
“证慈”,由书法家米芾题额。宋高宗绍兴(1131—1162)初,诏卜昭慈圣献太后攒宫,遂以该寺为陵寺;又
因慈圣攒宫欲将归
宋哲宗永泰陵,遂改寺名曰“泰宁”。建宋宁宗永茂陵时迁建。因南宋诸帝陵在其周围,
崇葺隆盛,规模宏大。
天章寺,宋太宗至道二年(996)赐名。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重建,内有宋仁宗赐额、宋高宗御书
《兰亭序》石刻。
天衣寺,原为东晋末年高僧昙翼结庵诵经处,会稽内史孟
奏请为法华寺。南朝梁时,有天竺阿育王所铸
金铜维卫佛像泛海至中国,梁武帝命置该寺,南宋时尚存。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皇子魏惠宪王赵恺卒,
诏攒厝于寺旁,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被盗挖。
灵秘院,建于宋高宗绍兴(1131—1162)中。宋孝宗淳熙十年(1189),准尚书礼部符甲乙住持。
南宋为绍兴留下了江南无双、意义深远的皇陵。
南宋是绍兴地区自越王句践以来,最具浓墨重彩的历史时期。建于绍兴的南宋六陵,是南宋最具标志性意
义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第一,南宋六陵是江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皇家陵园。
“南宋六陵”“宋六陵”“六陵”之名,见之于明神宗万历(1573—1620)《绍兴府志》卷首之《宋六陵
图》、清万斯同辑《南宋六陵遗事》、清丁业辑《六陵劫余志》等。其实,这些名称只是俗称而已,其开始出
现,可能与明代曾修复南宋六帝之陵有关。南宋一代实际修建的陵墓有14座,涉及两宋7位皇帝、7位皇后,其
中南宋6帝3后、北宋1帝4后。这里依下葬的时间先后,简介如下。
孟后(昭慈圣献)攒宫。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四月,宋哲宗废后孟氏崩于越州。六月,就近选择会稽
县上皇村宝山权攒,其地东南高山,西北流水,乃大吉之地。“神园方百步”;又将“一里许”之宝山证慈禅
院改为泰宁寺以“寺供香火”
208
,作为下宫。
宋徽宗永
陵(郑皇后、邢皇后、韦皇后
)。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宋金和议成,宋徽宗、郑
后(显肃)、邢后(宪节)梓宫南返。建永
陵于孟后攒宫“近北偏西”
209
的五十步稍外,建郑后、邢后攒宫
于徽宗攒宫北偏西处。绍兴二十九年(1159),韦后崩,十一月掩攒宫于“永
陵篱寨内显肃皇后神围正西约
一十九步”。
210
宋高宗永思陵(吴皇后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乙亥,宋高宗崩。次年三月丙寅,葬于永
陵西北、韦后攒宫的“正西向南”
211
,从驾崩至下葬相隔五个月零十天。吴后(宪圣慈烈)晚十年卒,
攒于
“永思陵正北偏西”“委是高阜”处
212
宋孝宗永阜陵(谢皇后
)。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六月九日,宋孝宗崩。因有闰十月,历六个月零
二十多天后,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葬于“永
陵下宫之西南,永思陵下宫之东南”
213
处。谢后晚十四年
卒,
“永阜陵正北”
214
宋光宗永崇陵。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八月辛卯,宋光宗崩。历三个月十六天后,于十一月丙寅葬于
“永阜陵西,永思陵下空闲地段”
215
,大概为选永阜陵时认为“土肉浅薄,又皆窄狭”的不宜安穴之处。草草
选穴,匆匆下葬,或许反映的正是这位“疯皇”的为人为事为帝吧。
宋宁宗永茂陵(杨皇后
)。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闰八月丁酉,宋宁宗崩。历七个月零七天后,
葬于前述五座陵北侧“素擅形势之区,名为绝胜之境……天造地设,储之百年,以俟今日之用
216
的原泰宁寺
处。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杨皇后(恭圣仁烈皇后)崩,次年四月
永茂陵上下宫间。
宋理宗永穆陵。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十月丁卯,理宗崩。历四个月十八天后,于次年三月甲申,葬于
永茂陵西北的永穆陵。
宋度宗永绍陵。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七月癸未,度宗崩。历六个月后,于次年正月壬午,葬于永穆陵
西的永绍陵。
南宋皇室成员中,另有孝宗郭皇后、夏皇后,光宗李皇后,宁宗韩皇后,因先于皇帝而卒,“神灵既安,
并不迁
217
,所以不
于皇陵,而均葬于临安西湖南山一带的寺院附近。宋孝宗嫡长子、庄文太子赵
,宋
宁宗太子、景献太子赵询,均未继位而卒,亦葬于西湖南山,今杭州“太子湾公园”之名,即因此而来。
还有,南宋九位皇帝中,除前述六位外,恭帝赵
与宋理宗谢皇后、度宗全皇后一起,于宋恭帝德
二年
(1276)三月为元军所掳北上,后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被赐死于河西。宋度宗子、端宗赵
于恭帝德
二年五月一日在福州即位,改元景炎。景炎三年(1278)四月十五日,端宗因在南奔途中惊恐成疾,死于雷州
洲,年仅11岁。随即,宋度宗子赵
被拥为帝,改元祥兴。祥兴二年(1279)二月,44岁的南宋丞相、抗元
名臣陆秀夫,在宋军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宁死不屈,负8岁的帝
于崖山蹈海自尽,表现出了为臣之忠烈、为
君之为国。
南宋九帝,一帝死于河西,一帝死于
洲,一帝死于崖山海里,六帝葬于绍兴。因此,称南宋六陵是南宋
皇家陵园,是江南地区规模最大、也是唯一的皇家陵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广东的赵佗墓、江苏的朱元璋孝
陵,都是孤家寡人,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第二,南宋六陵是古代史上遭遇最惨的帝王陵寝。
中国古代改朝换代之际,多对前代帝王陵寝采取保护措施。虽然中国历史上帝王陵寝被盗的记录史不绝
书,历历可证,但多属个人所为,与官方没有多大关系,且以盗取墓中宝物为主。而南宋皇陵所遭受的惨烈浩
劫,性质极其恶劣,程度几近毁灭,实属空前绝后,令人发上指冠。
一是朝廷支持。“宋朝灭亡不久,在元朝政府的默许之下,发生了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盗墓行
动。”
218
“杨琏真伽等人的盗墓行动得到了元朝政府的鼎力支持”
219
。曾有元朝官员和赵宋宗室请求朝廷保护
宋陵,但朝廷均不予置理。盗墓所得的宝物很多献给了朝廷,朝廷曾用这些宝物装修天衣寺。
这次盗墓的首要人物杨琏真伽,是西藏僧人,高僧八思巴的弟子。元世祖忽必烈“崇尚释氏”,将以密
的西——巴“
220
,杨琏真伽遂凭借与老师的
关系,被朝廷授予“江南释教总统”之要职
221
,总管江南地区佛教事务。元代还实行地方“正使而下,必以
使……帅统理
222
的僧官制度。这一制度,赋予了僧人以极大的权
力,这固然有利于佛教的发展与统治的巩固,但另一方面,也直接导致了“僧徒贪利无已,营结近侍,欺昧奏
请”
223
。这样的制度安排,使杨琏真伽披上了朝廷重臣的外衣,拥有了号令江南的权力,从而使得盗墓成了理
由充分的官方决策,一呼百应的官方差事,肆无忌惮的官方行为。可以说,这是六陵浩劫的制度祸根。
事实就是如此,宋六陵浩劫的罪魁祸首是朝廷,刽子手是髡人杨琏真伽及其爪牙。他们狼狈为奸,沆瀣一
气,是六陵浩劫的始作俑者。
二是丧尽天良。最先被盗的宋陵,是宋孝宗的次子、攒厝于山阴法华山天衣寺旁的魏王赵恺的坟墓。元世
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二年(1285),会稽县泰宁寺僧人宗允、宗恺为讨好杨琏真伽,勾结天衣寺僧人福闻挖掘赵
恺之墓,并将获得的大量珠宝送给了他。
魏王陵的盗挖,极大地刺激了杨琏真伽等的物质贪欲与政治恶意。于是,他们招来河西僧人及其凶党,有
组织、有计划地开始了对宋六陵的浩劫。
对宋六陵的第一次盗挖,发生于盗挖魏王陵的当年八月,即至元二十二年(1285)八月,充分暴露了这批
· 本期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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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盗贼迫不及待的恶毒心情。宋宁宗及其皇后杨氏、理宗、度宗的陵寝成为首批被盗的四座陵墓。宋陵护陵使罗
铣拼死保护,遭到痛打,并被刀架脖子赶出陵园。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一幕:杨琏真伽
伙同演福寺僧人允泽等,“遂先发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劫取宝玉极多……独理宗之陵所藏尤厚……
之尸如生……或谓含珠有夜明者,遂倒悬其尸树间,沥取水银,如此三日夜,竟失其首”;“至元二十二年
月内,有绍兴路会稽县泰宁寺僧宗允、宗恺,盗斫陵木,与守陵人争诉,遂称亡宋陵墓有金玉异宝,说诱杨总
统,诈称杨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为名,出给文书,将带河西僧人,部领人匠丁夫,前来将宁宗、杨后、理
宗、度宗四陵,盗行发掘,割破棺椁,尽取宝货,不计其数。又断理宗头,沥取水银含珠,用船装载宝货,回
至迎恩门。”
224
这两段记载,提供了五个重要的历史事实。
其一,宋六陵首次盗挖的时间,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八月内。
其二,盗挖早有预谋,事先煞费苦心,这从“争诉”“遂称”“说诱”“诈称”“将带河西僧人,部领人
匠丁夫”等文字记载上面,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
其三,盗挖宝物数量巨大,这从“劫取宝玉极多”“尽取宝货,不计其数”“沥取水银含珠”“用船装载
宝货”等记载中,可想而知。
其四,盗挖手段极其残忍,可以说是灭绝人性、惨绝人寰。他们倒悬宋理宗尸体,后又“竟失其首”“断
理宗头”,将理宗的头颅割下来,用“以厌胜致巨富”
225
其五,泄愤报复。南宋诸帝总体上承袭了北宋制度,遵守“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的礼制,均在七个
月内下葬,惟宋宁宗从驾崩至下葬,时间长达七个月零七天,这是因为他的陵墓选址在泰宁寺,先拆寺,再建
陵,耗费时间较多。泰宁寺先是作为南宋前期诸攒宫共同的陵寺,这次又为帝陵而迁,自然会有僧人们被迫、
无奈、报复思想的出现,并可能经过长期的口口相传,使得这种思想一直延续了下来。
上述两段记载中,有两处是关于盗陵次序的,一处写到“遂先发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一处写
到“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四陵,盗行发掘”。这前一处将杨后排在最后,是合乎中国传统的先帝后后的
排序礼制的;后一处将杨后排在宁宗之后,也是合乎皇后
葬的礼制的。不管怎么说,一个共同的事实,六陵
浩劫,首当其冲的,是宋宁宗的永茂陵。
而且从“泰宁寺僧宗允、宗恺,盗斫陵木,与守陵人争诉”这段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首先拿永
茂陵开刀,是费尽了心机的。很有可能,几个月前的泰宁寺僧为首盗挖魏王陵,是投石问路;而这次的泰宁寺
僧“盗斫陵木”,只不过是蓄意挑衅的伎俩而已。人们常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由此也可以说,小人
报复,百年不忘。真是无良僧人,佛门败类!
三个月之后,这帮盗贼们对宋六陵进行了第二次盗挖。“又于当年十一月十一日前来,将孟后、徽宗、郑
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尽发掘,劫取宝货,毁弃骸骨。”
226
诸陵尽盗挖,宝物尽劫取,骸骨尽毁弃,天底下、人世间没有比这更丧尽天良的了。“宁宗”最终难宁,
“永茂”究竟不永。当年独尊天下,而今任人糟蹋。真是世事无常,人生无常。
丧尽天良,必遭天谴!杨琏真伽们死有余辜,遗臭万年,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是影响恶劣。这种恶劣的影响,除了朝廷支持、官方背景与彻底毁坏、弃尸弃骸之外,还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祖陵尽盗,欲壑尽填。他们趁盗陵之机,浩劫一方宝货、田地、美女。“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
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戕杀平民四人;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且攘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
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田二万三千亩;私庇贫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
227
。正
是在这种利益的诱惑下,不法分子粉墨登场,无耻之徒蜂拥而动,盗墓遂成风起云涌之势,江南地区此前留下
来的祖宗安寝之地,普遍遭到盗挖。“因此江南掘坟大起,而天下无不发之墓矣。”
228
不知道有多多少少的文
化遗产,毁在这帮盗贼的手上。
另一方面,是物极必反,适得其反。元世祖忽必烈本欲通过杨琏真伽们的行动来压服百姓,稳定统治,结
果是适得其反,宋朝遗民的反抗情绪反而是益发高涨。直至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事的时候,还在借宋六陵被盗事
件,鼓动百姓反元,这是元朝的统治者们所没有想到的。真是过犹未及、物极必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第三,南宋六陵是南宋一朝特色最浓的历史文物。
一是宋六陵见证了艰难困苦的南宋历史。将首都称为“临安”“行在所”,将陵墓称为“攒宫”“暂厝”
处,这种定性与表述,所要表达的,是南宋统治者与士大夫收复中原、归葬中原的希冀。
宋六陵从始建的孟皇后陵,到最后的度宗永绍陵,总体上体现了节约的思想。陵寝占地规模、地面建筑面
积等,都比北宋皇陵要小得多。整个六陵陵区仅2.25平方公里,仅为北宋皇陵的七分之一
229
。以北宋仁宗永
陵与南宋孝宗永阜陵的营造费用作比较,后者约为八十万缗,不及前者的五分之一
230
。应当看到,从南宋的经
济实力来说,是具备修建与北宋皇陵一样、甚至更高标准的陵墓的条件的。
再从建陵时间来看,秦始皇陵建了30多年。“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
231
,汉武帝茂陵建了50多年,因
(通‘享’)年长久,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
232
唐代诸帝陵的营造也是始于即位之初。
而南宋诸帝陵墓建造时间均较短,且恪守“七月而葬”古礼。难怪后人称南宋仁政宽厚,也难怪明太祖朱元璋
给出了“宋南渡诸君无大失德”
233
的评价。
二是宋六陵凝聚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六陵的选址、布局、设计和营建,既体现了中国传统礼制思想,
又反映了古代风水堪舆理论,既遵守典礼之规制,又适应山川之胜势,堪称建筑与文化、自然融会一体的典
范。六陵建筑充分表明,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时代的烙印,是百科知识的集大成者。
宋六陵在元代初期,遭到了杨琏真伽们的毁灭性盗挖。但在遭受盗挖的同时,罗铣、唐钰等仁人志士也冒
着生命的危险,进行了力所能及的保护。此后虽仍时有毁坏,但也还是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明代时,以明
太祖为代表,对宋六陵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加以封土,立碑墓前,定时祭祀。清雍正七年(1729),朝廷要
求绍兴地方官对六陵进行保护修葺,春秋致祭。中华民国时,宋孝宗陵四周尚有矮墙、享殿、御祭碑等。
新中国成立之初,孝宗、理宗陵的享殿等尚存。后将陵区作为劳改农场。1961年,被绍兴县列为第一批县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由劳改农场改建为东方红茶场。1965年4月15日,浙江省绍兴师范学校以采茶劳
动的名义,从绍兴阮社迁往宋六陵。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宋六陵地面建筑尽圮。1984年7月,绍兴师专从宋
六陵迁至绍兴城内和畅堂。1989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将宋六陵列为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绍
兴县文保局对已暴露的地下遗迹进行了抢救性考古清理。2002—2004年,绍兴县文保局对陵区进行考古勘探。
2004年,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遥感考古联合实验室对陵区开展地下遥感考古研究。2010年,绍兴
县文保局对南北陵区进行现场调查。
201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李晖达等专家学者组成的考古队进驻宋六陵。宋六陵遗址有目
标、有计划、成系统的考古工作,由此拉开序幕。2013年5月7日,宋六陵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遗址考古中正式发现了皇堂石藏子即地宫墓室遗迹。2018年,在一号发掘陵区发现了可能是宋高宗永思陵
上宫遗迹的全貌。2019年,在二号陵区发现了比一号陵区大殿大3倍、约600平方米的五开间大殿及28个边长为
1.8米的正方形磉墩。历史的尘埃,正在考古人手中一点点拂去;历史的真相,正在考古人手中一点点呈现。
对宋六陵及其遗址的不懈保护,反映的正是中华民族对于“往圣先贤、名臣忠烈”以及所有“有功德于
民”者,“虽世代久远,而敬礼崇奉之心不当松懈”
234
的传统美德。这种敬崇先人的美德,实乃中华民族之天
良,整个人类之天良,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绵延不绝的伦理道德、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宋六陵虽然历尽磨难,饱经风霜,毁坏殆尽,但还是残留了不少一般人并不经意,而实际上十分珍贵、
甚至是价值连城的遗物,这实属难能可贵,尤显弥足珍贵。这些遗物,主要有“皇帝永茂陵”“皇帝永绍
陵”“帝陵”“皇后陵”及《大明敕葬宋理宗顶骨之碑》等5通碑刻,以及今绍兴市越城区东湖大桥东侧的孝仙
亭董堰桥上尚存的“通灵桥”坐栏石及其铭文;有浙江图书馆藏的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御制宋
理宗陵祝文》等9纸祭文拓本;还有一定数量的砖、瓦、石等建筑构件,陶、瓷等生活器
235
。所这些都具
有重要的历史、文化、艺术等价值,都是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
三是宋六陵蕴含着潜力巨大的发展商机。其一,宋六陵有江南独绝、寰宇罕觏的历史人文优势。宋六陵里
有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有丰富多彩的知识、引人入胜的故事。
其二,宋六陵有山清水秀、风光迷人的自然景观优势。六陵四面高,中间低,宛如一个精致的聚宝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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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贼迫不及待的恶毒心情。宋宁宗及其皇后杨氏、理宗、度宗的陵寝成为首批被盗的四座陵墓。宋陵护陵使罗
铣拼死保护,遭到痛打,并被刀架脖子赶出陵园。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一幕:杨琏真伽
伙同演福寺僧人允泽等,“遂先发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劫取宝玉极多……独理宗之陵所藏尤厚……
之尸如生……或谓含珠有夜明者,遂倒悬其尸树间,沥取水银,如此三日夜,竟失其首”;“至元二十二年
月内,有绍兴路会稽县泰宁寺僧宗允、宗恺,盗斫陵木,与守陵人争诉,遂称亡宋陵墓有金玉异宝,说诱杨总
统,诈称杨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为名,出给文书,将带河西僧人,部领人匠丁夫,前来将宁宗、杨后、理
宗、度宗四陵,盗行发掘,割破棺椁,尽取宝货,不计其数。又断理宗头,沥取水银含珠,用船装载宝货,回
至迎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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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段记载,提供了五个重要的历史事实。
其一,宋六陵首次盗挖的时间,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八月内。
其二,盗挖早有预谋,事先煞费苦心,这从“争诉”“遂称”“说诱”“诈称”“将带河西僧人,部领人
匠丁夫”等文字记载上面,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
其三,盗挖宝物数量巨大,这从“劫取宝玉极多”“尽取宝货,不计其数”“沥取水银含珠”“用船装载
宝货”等记载中,可想而知。
其四,盗挖手段极其残忍,可以说是灭绝人性、惨绝人寰。他们倒悬宋理宗尸体,后又“竟失其首”“断
理宗头”,将理宗的头颅割下来,用“以厌胜致巨富”
225
其五,泄愤报复。南宋诸帝总体上承袭了北宋制度,遵守“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的礼制,均在七个
月内下葬,惟宋宁宗从驾崩至下葬,时间长达七个月零七天,这是因为他的陵墓选址在泰宁寺,先拆寺,再建
陵,耗费时间较多。泰宁寺先是作为南宋前期诸攒宫共同的陵寺,这次又为帝陵而迁,自然会有僧人们被迫、
无奈、报复思想的出现,并可能经过长期的口口相传,使得这种思想一直延续了下来。
上述两段记载中,有两处是关于盗陵次序的,一处写到“遂先发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一处写
到“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四陵,盗行发掘”。这前一处将杨后排在最后,是合乎中国传统的先帝后后的
排序礼制的;后一处将杨后排在宁宗之后,也是合乎皇后
葬的礼制的。不管怎么说,一个共同的事实,六陵
浩劫,首当其冲的,是宋宁宗的永茂陵。
而且从“泰宁寺僧宗允、宗恺,盗斫陵木,与守陵人争诉”这段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首先拿永
茂陵开刀,是费尽了心机的。很有可能,几个月前的泰宁寺僧为首盗挖魏王陵,是投石问路;而这次的泰宁寺
僧“盗斫陵木”,只不过是蓄意挑衅的伎俩而已。人们常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由此也可以说,小人
报复,百年不忘。真是无良僧人,佛门败类!
三个月之后,这帮盗贼们对宋六陵进行了第二次盗挖。“又于当年十一月十一日前来,将孟后、徽宗、郑
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尽发掘,劫取宝货,毁弃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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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陵尽盗挖,宝物尽劫取,骸骨尽毁弃,天底下、人世间没有比这更丧尽天良的了。“宁宗”最终难宁,
“永茂”究竟不永。当年独尊天下,而今任人糟蹋。真是世事无常,人生无常。
丧尽天良,必遭天谴!杨琏真伽们死有余辜,遗臭万年,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是影响恶劣。这种恶劣的影响,除了朝廷支持、官方背景与彻底毁坏、弃尸弃骸之外,还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祖陵尽盗,欲壑尽填。他们趁盗陵之机,浩劫一方宝货、田地、美女。“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
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戕杀平民四人;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且攘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
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田二万三千亩;私庇贫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
227
。正
是在这种利益的诱惑下,不法分子粉墨登场,无耻之徒蜂拥而动,盗墓遂成风起云涌之势,江南地区此前留下
来的祖宗安寝之地,普遍遭到盗挖。“因此江南掘坟大起,而天下无不发之墓矣。”
228
不知道有多多少少的文
化遗产,毁在这帮盗贼的手上。
另一方面,是物极必反,适得其反。元世祖忽必烈本欲通过杨琏真伽们的行动来压服百姓,稳定统治,结
果是适得其反,宋朝遗民的反抗情绪反而是益发高涨。直至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事的时候,还在借宋六陵被盗事
件,鼓动百姓反元,这是元朝的统治者们所没有想到的。真是过犹未及、物极必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第三,南宋六陵是南宋一朝特色最浓的历史文物。
一是宋六陵见证了艰难困苦的南宋历史。将首都称为“临安”“行在所”,将陵墓称为“攒宫”“暂厝”
处,这种定性与表述,所要表达的,是南宋统治者与士大夫收复中原、归葬中原的希冀。
宋六陵从始建的孟皇后陵,到最后的度宗永绍陵,总体上体现了节约的思想。陵寝占地规模、地面建筑面
积等,都比北宋皇陵要小得多。整个六陵陵区仅2.25平方公里,仅为北宋皇陵的七分之一
229
。以北宋仁宗永昭
陵与南宋孝宗永阜陵的营造费用作比较,后者约为八十万缗,不及前者的五分之一
230
。应当看到,从南宋的经
济实力来说,是具备修建与北宋皇陵一样、甚至更高标准的陵墓的条件的。
再从建陵时间来看,秦始皇陵建了30多年。“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
231
,汉武帝茂陵建了50多年,因
(通‘享’)年长久,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
232
唐代诸帝陵的营造也是始于即位之初。
而南宋诸帝陵墓建造时间均较短,且恪守“七月而葬”古礼。难怪后人称南宋仁政宽厚,也难怪明太祖朱元璋
给出了“宋南渡诸君无大失德”
233
的评价。
二是宋六陵凝聚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六陵的选址、布局、设计和营建,既体现了中国传统礼制思想,
又反映了古代风水堪舆理论,既遵守典礼之规制,又适应山川之胜势,堪称建筑与文化、自然融会一体的典
范。六陵建筑充分表明,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时代的烙印,是百科知识的集大成者。
宋六陵在元代初期,遭到了杨琏真伽们的毁灭性盗挖。但在遭受盗挖的同时,罗铣、唐钰等仁人志士也冒
着生命的危险,进行了力所能及的保护。此后虽仍时有毁坏,但也还是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明代时,以明
太祖为代表,对宋六陵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加以封土,立碑墓前,定时祭祀。清雍正七年(1729),朝廷要
求绍兴地方官对六陵进行保护修葺,春秋致祭。中华民国时,宋孝宗陵四周尚有矮墙、享殿、御祭碑等。
新中国成立之初,孝宗、理宗陵的享殿等尚存。后将陵区作为劳改农场。1961年,被绍兴县列为第一批县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由劳改农场改建为东方红茶场。1965年4月15日,浙江省绍兴师范学校以采茶劳
动的名义,从绍兴阮社迁往宋六陵。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宋六陵地面建筑尽圮。1984年7月,绍兴师专从宋
六陵迁至绍兴城内和畅堂。1989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将宋六陵列为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绍
兴县文保局对已暴露的地下遗迹进行了抢救性考古清理。2002—2004年,绍兴县文保局对陵区进行考古勘探。
2004年,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遥感考古联合实验室对陵区开展地下遥感考古研究。2010年,绍兴
县文保局对南北陵区进行现场调查。
201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李晖达等专家学者组成的考古队进驻宋六陵。宋六陵遗址有目
标、有计划、成系统的考古工作,由此拉开序幕。2013年5月7日,宋六陵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遗址考古中正式发现了皇堂石藏子即地宫墓室遗迹。2018年,在一号发掘陵区发现了可能是宋高宗永思陵
上宫遗迹的全貌。2019年,在二号陵区发现了比一号陵区大殿大3倍、约600平方米的五开间大殿及28个边长为
1.8米的正方形磉墩。历史的尘埃,正在考古人手中一点点拂去;历史的真相,正在考古人手中一点点呈现。
对宋六陵及其遗址的不懈保护,反映的正是中华民族对于“往圣先贤、名臣忠烈”以及所有“有功德于
民”者,“虽世代久远,而敬礼崇奉之心不当松懈”
234
的传统美德。这种敬崇先人的美德,实乃中华民族之天
良,整个人类之天良,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绵延不绝的伦理道德、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宋六陵虽然历尽磨难,饱经风霜,毁坏殆尽,但还是残留了不少一般人并不经意,而实际上十分珍贵、
甚至是价值连城的遗物,这实属难能可贵,尤显弥足珍贵。这些遗物,主要有“皇帝永茂陵”“皇帝永绍
陵”“帝陵”“皇后陵”及《大明敕葬宋理宗顶骨之碑》等5通碑刻,以及今绍兴市越城区东湖大桥东侧的孝仙
亭董堰桥上尚存的“通灵桥”坐栏石及其铭文;有浙江图书馆藏的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御制宋
理宗陵祝文》等9纸祭文拓本;还有一定数量的砖、瓦、石等建筑构件,陶、瓷等生活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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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具
有重要的历史、文化、艺术等价值,都是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
三是宋六陵蕴含着潜力巨大的发展商机。其一,宋六陵有江南独绝、寰宇罕觏的历史人文优势。宋六陵里
有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有丰富多彩的知识、引人入胜的故事。
其二,宋六陵有山清水秀、风光迷人的自然景观优势。六陵四面高,中间低,宛如一个精致的聚宝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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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群山逶迤连绵,林木青葱茂盛,新妇尖与御河遥相呼应,青龙山水库与宝山交相辉映,山水兼备,风景如
画,引人注目。
其三,宋六陵有四通八达、左右逢源的交通区位优势。这里地处绍兴古城的东侧,水陆交通十分方便,特
别是可以与周边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双拥的富盛生态史林、诸葛山风景区、吼山风景区、东湖风景区、陶成章
故居等名胜古迹,互补优势,互通有无。
如果将这三大独特优势充分地整合、利用起来,建设包括六陵遗址保护、南宋博物展陈、南宋生活体验、
生态养生休闲等功能在内的南宋文化园,既可以使宋六陵成为文物保护、利用、传承的样板,又可以使宋六陵
成为文旅融合的典范,更可以使宋六陵成为引人入迷的胜地。
十年前,知名乡贤、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曾撰文指出,“宋六陵的遭遇确实令人感叹”,“落
得如此下场,实在令人痛心。而且也暴露我们对古代王陵的保护极不一致的地域差异。北方诸陵,如明十三
陵……保护得相当妥帖,不仅为后人瞻观,而且都成了旅游界关心的旅游资源……早年我曾经提出过恢复这座
陵园的建议,但有关方面的意见……此陵早已徒存虚名,没有恢复的价值。这种意见,其实是既不正确而也
之公允的。”他还进而由衷地表达了美好的期待,认为“这是一处不容废弃的古迹,从当前来说,也必将成为
一处引人入胜的游览景点。”
236
令人欣慰的是,陈桥驿先生的美好期待,得到了有识之士们的赞同,更广大人
们的共识也正在增进当中。
宋六陵已经经历了近千年的建陵、毁陵、护陵史。大自然早已沧海桑田,人世间也已翻天覆地。虽说是物
是人非,其实已物非人非。想起这些,未免使人有悲欣交集之感。现在,应该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宋六陵进
行更好的保护,在更好保护的同时进行更好的利用,在更好利用的同时进行更好的传承的时候了。
“后者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237
。前人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们也有责任、有义务给后人
多留下些值得他们自豪和夸耀的东西。
注释:
128、参阅拙文《瓷源——中国越窑青瓷简史》,载拙著《越语》,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66—416页。
129、130、131、[宋]宝庆《会稽续志》卷第三《和买》。
133、参见孙可为《绍兴丝绸史概述》,《丝绸》1992年第6期,第41—45页。
134、参见林桂英、刘锋彤《宋<蚕织图>卷初探》,《文物》1984年第10期,第31—34页。
140、[宋]陆游《安国院试茶》。
141、[宋]高似孙《剡录》卷十《茶品》。
142、[宋]高似孙《剡录》自序。
143、[清]乾隆《绍兴府志》卷十八《物产志二》。
144、[宋]高似孙《剡录》卷七《剡滕》。
145、魏华仙《宋代四类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研究》,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146、[宋]陈
《负暄野录》卷下《论纸品》。
147、148、149、[宋]嘉泰《会稽志》卷第十七《纸》。
150、《国语》卷二十一《越语下》。
151、《吕氏春秋》卷九《季秋纪·顺民》。
152、《吴越春秋》卷十《句践伐吴外传》。
153、《国语》卷二十《越语上》。
154、《宋史》卷一百八十五《食货下七·酒》。
155、160、[宋]宝庆《会稽续志》卷第八孙因《越问·越酿》。
156、157、15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七十》。
159、[明]万历《会稽县志》卷三《物产·谷》。
161、[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七。
162、[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官政一》。
163、[宋]嘉泰《会稽志》卷第十八《八县》。
164、[宋]嘉泰《会稽志》卷第四《市》、宝庆《会稽续志》卷第三《市》等。
165、169、[宋]宝庆《会稽续志》卷第一《场务》《军营》。
167、[宋]嘉泰《会稽志》卷第十一《桥梁》。
168、[宋]宝庆《会稽续志》卷第三《安抚司签厅》。
170、[宋]嘉泰《会稽志》卷第七《寺院》。
17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六》。
172、[宋]嘉泰《会稽志》卷第五《课利》。
179、[宋]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八十六《礼三》。
180、[宋]苏轼《苏东坡全集·东坡奏议》卷九《乞相度开石门河状》。
181、[宋]陆游《渭南文集》卷十九《法云寺观音殿记》。
182、[清]杜春生编录《越中金石记》卷三。
185、188、189、[宋]嘉泰《会稽志》卷第四《堰》。
186、[清]雍正《浙江通志》卷五十七《水利六·绍兴府》。
187、[明]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七《水利志二》。
190、任桂全总纂《绍兴市志》卷八《水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5页。
191、19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八》。
193、196、198、199、《宋史》卷九十七《河渠七·越州水》。
195、盛鸿郎《绍兴水文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8页。
197、[宋]宝庆《会稽续志》卷第四《堤塘》。
200、[宋]嘉泰《会稽志》卷第一《县学》。
201、[清]康熙《嵊县志》卷九。
202、[宋]嘉泰《会稽志》卷三《进士》。
203、拙文《爱国敬业尚和》,载拙著《越语》,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62—168页。
205、[清]乾隆《绍兴府志》卷六十三《人物》。
207、拙文《绍兴佛教源流考》,载拙著《越语》,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43—350页。
208、[宋]《中兴礼书》卷二百五十六。
209、210、21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三十七》。
21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三十四》。
213、215、21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三十》。
214、217、《宋史》卷一百二十三《礼·凶礼》。
218、219、游彪《正说宋朝十八帝》,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80页、282页。
220、221、223、227、《元史》卷二百零二《释老传·八思巴》。
222、[清]《续通志》卷五百八十五《佞幸传·帕克思巴传》。
224、225、228、[元]周密《癸辛杂识》卷上《杨髡发陵》。
226、[清]乾隆《绍兴府志》卷七十三《陵墓志一》。
229、参阅陈朝云《南北宋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版。
230、何忠礼、俞观涛《南宋六陵考略》,《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第104—117页。
231、232、《晋书》卷六《索靖传·索
》。
233、234、《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洪武三年六月庚辰》。
235、参阅绍兴县文化发展中心、越国文化博物馆编《宋六陵遗物萃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版。
237、[晋]王羲之《兰亭序》。
· 本期特稿
· 本期特稿
宋六陵·杜钢 摄
49
50
周边群山逶迤连绵,林木青葱茂盛,新妇尖与御河遥相呼应,青龙山水库与宝山交相辉映,山水兼备,风景如
画,引人注目。
其三,宋六陵有四通八达、左右逢源的交通区位优势。这里地处绍兴古城的东侧,水陆交通十分方便,特
别是可以与周边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双拥的富盛生态史林、诸葛山风景区、吼山风景区、东湖风景区、陶成章
故居等名胜古迹,互补优势,互通有无。
如果将这三大独特优势充分地整合、利用起来,建设包括六陵遗址保护、南宋博物展陈、南宋生活体验、
生态养生休闲等功能在内的南宋文化园,既可以使宋六陵成为文物保护、利用、传承的样板,又可以使宋六陵
成为文旅融合的典范,更可以使宋六陵成为引人入迷的胜地。
十年前,知名乡贤、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曾撰文指出,“宋六陵的遭遇确实令人感叹”,“落
得如此下场,实在令人痛心。而且也暴露我们对古代王陵的保护极不一致的地域差异。北方诸陵,如明十三
陵……保护得相当妥帖,不仅为后人瞻观,而且都成了旅游界关心的旅游资源……早年我曾经提出过恢复这座
陵园的建议,但有关方面的意见……此陵早已徒存虚名,没有恢复的价值。这种意见,其实是既不正确而也
之公允的。”他还进而由衷地表达了美好的期待,认为“这是一处不容废弃的古迹,从当前来说,也必将成为
一处引人入胜的游览景点。”
236
令人欣慰的是,陈桥驿先生的美好期待,得到了有识之士们的赞同,更广大人
们的共识也正在增进当中。
宋六陵已经经历了近千年的建陵、毁陵、护陵史。大自然早已沧海桑田,人世间也已翻天覆地。虽说是物
是人非,其实已物非人非。想起这些,未免使人有悲欣交集之感。现在,应该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宋六陵进
行更好的保护,在更好保护的同时进行更好的利用,在更好利用的同时进行更好的传承的时候了。
“后者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237
。前人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们也有责任、有义务给后人
多留下些值得他们自豪和夸耀的东西。
注释:
128、参阅拙文《瓷源——中国越窑青瓷简史》,载拙著《越语》,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66—416页。
129、130、131、[宋]宝庆《会稽续志》卷第三《和买》。
133、参见孙可为《绍兴丝绸史概述》,《丝绸》1992年第6期,第41—45页。
134、参见林桂英、刘锋彤《宋<蚕织图>卷初探》,《文物》1984年第10期,第31—34页。
140、[宋]陆游《安国院试茶》。
141、[宋]高似孙《剡录》卷十《茶品》。
142、[宋]高似孙《剡录》自序。
143、[清]乾隆《绍兴府志》卷十八《物产志二》。
144、[宋]高似孙《剡录》卷七《剡滕》。
145、魏华仙《宋代四类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研究》,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146、[宋]陈
《负暄野录》卷下《论纸品》。
147、148、149、[宋]嘉泰《会稽志》卷第十七《纸》。
150、《国语》卷二十一《越语下》。
151、《吕氏春秋》卷九《季秋纪·顺民》。
152、《吴越春秋》卷十《句践伐吴外传》。
153、《国语》卷二十《越语上》。
154、《宋史》卷一百八十五《食货下七·酒》。
155、160、[宋]宝庆《会稽续志》卷第八孙因《越问·越酿》。
156、157、15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七十》。
159、[明]万历《会稽县志》卷三《物产·谷》。
161、[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七。
162、[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官政一》。
163、[宋]嘉泰《会稽志》卷第十八《八县》。
164、[宋]嘉泰《会稽志》卷第四《市》、宝庆《会稽续志》卷第三《市》等。
165、169、[宋]宝庆《会稽续志》卷第一《场务》《军营》。
167、[宋]嘉泰《会稽志》卷第十一《桥梁》。
168、[宋]宝庆《会稽续志》卷第三《安抚司签厅》。
170、[宋]嘉泰《会稽志》卷第七《寺院》。
17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六》。
172、[宋]嘉泰《会稽志》卷第五《课利》。
179、[宋]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八十六《礼三》。
180、[宋]苏轼《苏东坡全集·东坡奏议》卷九《乞相度开石门河状》。
181、[宋]陆游《渭南文集》卷十九《法云寺观音殿记》。
182、[清]杜春生编录《越中金石记》卷三。
185、188、189、[宋]嘉泰《会稽志》卷第四《堰》。
186、[清]雍正《浙江通志》卷五十七《水利六·绍兴府》。
187、[明]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七《水利志二》。
190、任桂全总纂《绍兴市志》卷八《水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5页。
191、19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八》。
193、196、198、199、《宋史》卷九十七《河渠七·越州水》。
195、盛鸿郎《绍兴水文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8页。
197、[宋]宝庆《会稽续志》卷第四《堤塘》。
200、[宋]嘉泰《会稽志》卷第一《县学》。
201、[清]康熙《嵊县志》卷九。
202、[宋]嘉泰《会稽志》卷三《进士》。
203、拙文《爱国敬业尚和》,载拙著《越语》,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62—168页。
205、[清]乾隆《绍兴府志》卷六十三《人物》。
207、拙文《绍兴佛教源流考》,载拙著《越语》,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43—350页。
208、[宋]《中兴礼书》卷二百五十六。
209、210、21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三十七》。
21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三十四》。
213、215、21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三十》。
214、217、《宋史》卷一百二十三《礼·凶礼》。
218、219、游彪《正说宋朝十八帝》,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80页、282页。
220、221、223、227、《元史》卷二百零二《释老传·八思巴》。
222、[清]《续通志》卷五百八十五《佞幸传·帕克思巴传》。
224、225、228、[元]周密《癸辛杂识》卷上《杨髡发陵》。
226、[清]乾隆《绍兴府志》卷七十三《陵墓志一》。
229、参阅陈朝云《南北宋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版。
230、何忠礼、俞观涛《南宋六陵考略》,《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第104—117页。
231、232、《晋书》卷六《索靖传·索
》。
233、234、《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洪武三年六月庚辰》。
235、参阅绍兴县文化发展中心、越国文化博物馆编《宋六陵遗物萃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版。
237、[晋]王羲之《兰亭序》。
· 本期特稿
· 本期特稿
宋六陵·杜钢 摄
51
52
诗路清风百米长卷
江山千里望无际,清气充盈一卷横。
作品以李白吟唱的天姥山开篇,全长110米,高1.1米。
画面呈现内容主要包含:
清廉地标:甄完故里、鼓山书院、梁柏台红色教育基地、达洁园、浙东清风馆、金庭观、越剧小镇、鹿
门书院、马寅初风节园、崇仁古镇、丰惠古镇、太廉堂、东山、中华孝德园、三江闸、一钱太守纪念馆、鉴
湖、龙山诗巢、清白泉、绍兴清廉馆、大禹陵、蕺山书院、大通学堂、周恩来祖居、鲁迅故里、阳明洞天、
陶社、兰亭、诸暨清廉教育基地、三贤馆、王冕故里等100个
清廉人物:范仲淹、马 臻、刘 宠、王
、甄 完、陈 著、周汝登、王 充、孟 尝、汤绍恩、季本、
江 革、刘 麟、钟离意、王阳明、刘宗周、郑 弘、刘光复、何文隆等173位
诗路人物:王羲之、谢灵运、李 白、杜 甫、贺知章、孟浩然、秦 系、方 干、陆 游、王 冕、杨维
桢、徐 渭等45位
重要建筑:天姥阁、真君殿、城隍庙、清风庙、曹娥庙、大舜庙、快阁、迎恩门、越王殿、沈园、云门
古刹、鲁镇、枫桥大庙、西施殿等326座
山峰:天姥山、穿岩十九峰、沃洲山、南明山、太白山、金庭山、四明山、覆卮山、东山、梅山、会稽
山、秦望山、刻石山、印山、苎萝山、东白山、五泄山等927座
河流湖泊:澄潭江、新昌江、黄泽江、沃洲湖、饮寸水库、长乐江、艇湖、南山湖、剡溪、曹娥江、小
舜江、环城河、
湖、东湖、钱塘江、浙东运河、钱清江、若耶溪、浦阳江、征天水库、白塔湖、东白
湖、五泄湖等76条(座)
桥梁:司马悔桥、梁柏台大桥、清风桥、古纤道、太平桥、泾口桥、谢公桥、题扇桥、广宁桥,画桥等
170座
其它还有民居房屋:2900余间;点景人物:886个;舟船:220艘;鸟兽虫鱼:180余只;花草树木:6800余棵
从创意构思,到实地调研,从搜集资料,到多方考证,中国美术学院创作团队20余名师生在绍兴市纪
委、市文旅集团、市名城办和各区(市、县)的大力支持下,历时八个月,将浙东唐诗之路的“概念图”,
绘成新时代清风廉路的“实景图”。
· 品读文都
· 品读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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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路清风百米长卷
江山千里望无际,清气充盈一卷横。
作品以李白吟唱的天姥山开篇,全长110米,高1.1米。
画面呈现内容主要包含:
清廉地标:甄完故里、鼓山书院、梁柏台红色教育基地、达洁园、浙东清风馆、金庭观、越剧小镇、鹿
门书院、马寅初风节园、崇仁古镇、丰惠古镇、太廉堂、东山、中华孝德园、三江闸、一钱太守纪念馆、鉴
湖、龙山诗巢、清白泉、绍兴清廉馆、大禹陵、蕺山书院、大通学堂、周恩来祖居、鲁迅故里、阳明洞天、
陶社、兰亭、诸暨清廉教育基地、三贤馆、王冕故里等100个
清廉人物:范仲淹、马 臻、刘 宠、王
、甄 完、陈 著、周汝登、王 充、孟 尝、汤绍恩、季本、
江 革、刘 麟、钟离意、王阳明、刘宗周、郑 弘、刘光复、何文隆等173位
诗路人物:王羲之、谢灵运、李 白、杜 甫、贺知章、孟浩然、秦 系、方 干、陆 游、王 冕、杨维
桢、徐 渭等45位
重要建筑:天姥阁、真君殿、城隍庙、清风庙、曹娥庙、大舜庙、快阁、迎恩门、越王殿、沈园、云门
古刹、鲁镇、枫桥大庙、西施殿等326座
山峰:天姥山、穿岩十九峰、沃洲山、南明山、太白山、金庭山、四明山、覆卮山、东山、梅山、会稽
山、秦望山、刻石山、印山、苎萝山、东白山、五泄山等927座
河流湖泊:澄潭江、新昌江、黄泽江、沃洲湖、饮寸水库、长乐江、艇湖、南山湖、剡溪、曹娥江、小
舜江、环城河、
湖、东湖、钱塘江、浙东运河、钱清江、若耶溪、浦阳江、征天水库、白塔湖、东白
湖、五泄湖等76条(座)
桥梁:司马悔桥、梁柏台大桥、清风桥、古纤道、太平桥、泾口桥、谢公桥、题扇桥、广宁桥,画桥等
170座
其它还有民居房屋:2900余间;点景人物:886个;舟船:220艘;鸟兽虫鱼:180余只;花草树木:6800余棵
从创意构思,到实地调研,从搜集资料,到多方考证,中国美术学院创作团队20余名师生在绍兴市纪
委、市文旅集团、市名城办和各区(市、县)的大力支持下,历时八个月,将浙东唐诗之路的“概念图”,
绘成新时代清风廉路的“实景图”。
· 品读文都
· 品读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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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读文都
东山
天姥山
鉴湖
诗路清风百米长卷(局部)
沁园春·观百米长卷
首展有感
马立远
辛丑仲夏,庆建党百
年华诞前夕,绍兴与中国美
院合作之《新时代清风廉路
图》举行首展。忆及师生戮
力同心,不舍昼夜,绘就国
内独创之百米长卷,感慨良
多,遂试填《沁园春》以记
之。
笔染丹青,天开图画,
扑面清风。望云山烟树,层
峦迤逦;江堤湖岸,万象葱
茏。墨客骚人,先贤往哲,
清韵廉声遍越中。留连处,
有群儒齐集,咸慕穷工。
回思岁近隆冬,临越地、
探寻诗路踪。入龙山踏访,泉
留史册;沃洲吟唱,情绕岚
峰。长夜擎灯,俊才聚力,泼
墨挥毫写意浓。览卷罢,识稽
山鉴水,气朗苍穹。
注:泉,指范仲淹于龙山疏
浚之“清白泉”
七律·题
“清风廉路图主题展”
许学刚
环厅长卷势泱泱,
扑面清风盛夏凉。
越城人文昭日月,
晋唐心印盖缣缃。
迎眸山水流新韵,
入画诗痕向马良。
平远图中生意动,
点晴跋语示兰章。
· 热点关注
新,实现振兴复兴的一些做法和成效。
一、突出整体保护
绍兴有意识、有力度的古城保护,始于40年前
国务院公布绍兴为历史文化名城之后。早在上世纪
九十年代末,绍兴市政府有关部门就委托同济大学
精心编制了《绍兴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该
《规划》从古城的实际情况出发,形成了点、线、
面保护与古城格局、风貌保护相结合的总体框架;
从历史责任、文化价值、时代发展出发确定保护内
容,明确界定了“整体格局”和“风貌保护”的内
涵、外延,并且采用了“系统化”的保护手法,串
联绍兴的城市格局、人文景观、水乡风格,形成了
名城的保护结构体系。